首先,它将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现代学术形态。从历史上看,儒学经历了子学、经学和理学等不同形态。上述形态作为传统国学的一部分都可以保留,但其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经学科目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是董仲舒式的独尊的经学,也不是《白虎通义》式的钦定的经学,而是自由独立探讨的经学,它以阐发儒家经典义理或者经学史的学术研究为己任,不承认学术之外的任何权威。理学也仍然可以存在,但它已经不必要采取诠释学那种迂回曲折的路径,非得将自己的思想说成是古人的思想,它完全可以直抒胸臆,去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它将象它的老前辈――子学那样独立、舒展而自由。

其次,它将恢复原始儒家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包括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儒学被称为天人之学,原始儒家所说的道是天人合一之道,在他们对于道的叩问与执着中,包含着对于更为原始的“命”的观念的历史承接。由此而产生出儒家深刻的使命意识。道既是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也是士人精神的终极寄托和最高价值,对道的践行是士人的天职之所在,对于不合道义的社会的批判则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原始儒家的以道自任和批判精神,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君臣的关系的设计中。与秦汉以后所不同的是,原始儒家更加强调君臣双方的义务而不是臣下对于君上的单方面的服从,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特别强调士人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决不能放弃“道”这一根本原则,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原始儒家处理自身与君主关系的根本原则是道统高于君统,基于这一原则,作为体道为己任的士人阶层,实际将自身置于比君主更主要的地位,他们为人臣属,却决不放弃自身的道义理想与处世原则。在他们的心目中,君主因该是行道的手段,这意味着他们并未放弃其精神上的主体地位。汉代以后“君为臣纲”的思想,是原始儒家无法接受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正好相反。

再次、它将致力于培养新时代独立的士大夫人格。原始儒家心性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士大夫阶层以道自任的独立人格。孔子对于士的要求是: “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道居于首位。所以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也”,甚至要求弟子们“杀身成仁”。(《论语·述而》)孟子曾说“士尚志”,这里的“志”,当是孔子“志于道”之“志”。启发士人对于道的承担意识乃是儒家教育的入手处。有了这种担当意识,才会有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独立人格的培养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可以像颜回那样“饮水,屈肱而枕之,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述而》),在常人无法忍受的清贫之中体验道义之乐;也可以象子贡那样做一个富甲一方的儒商,结驷连乘游走于诸侯之门以实现其人生理想;他可以象冉求和子路那样投身于现实政治,直接改造社会,也可以象原宪那样,在孔子死后亡于草泽,居于穷闾,以不能行夫子之道为病。(赵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