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文化逐渐成为强势文化,梁武帝萧衍溺信佛道,四度舍身入寺。隋代杨坚归依三宝,杨广亲受菩萨戒,唐朝李渊父子亦崇佛。在经济上,“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在思想信仰上,“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们,面对儒教生命智慧的式微和佛教博大精深的般若智慧及精妙深奥的涅槃实相,而被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所吸引,趋之若鹜地去学佛、理佛、皈佛,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成为弱势文化。因此,唐代只有伟大的宗教家和文学家,而没有一流的哲学家,这是文化上的欠缺。韩愈以其大文学的身份上谏佛骨表,险些丧命。他作《原道》,讲中华道统,以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他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后,中华道统就断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佛教文化的冲击下成了绝学,他要将其继续下来,试图重新确立中华传统文化主体身份和独立地位。

怎样才能继往圣的绝学,宋明道学家不是采取韩愈的“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硬性方法,而是汲取柳宗元“综合儒释”的思想。两宋道学家们出入佛道或几十年,在“尽究其说”的基础上,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落实了“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方法于“天理”上,而开出宋明理学理论思维新体系、新观点、新方法,担当起拯救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重新发现中华传统的“绝学”,使之焕然光大。

中华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历经元、清两次草原文明对中原农业文明与工商文明的无情破坏和残酷打击,使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差距逐渐拉大,中华帝国从其辉煌的宝座上跌落。五四运动前后,在西方德、赛二先生的激荡下,中国先进青年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他们向西方追求真理,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学术分科、规范为学术分科、规范,一切照着西方讲、照着西方做。到“文化大革命”,革了中华文化的命,使得中华文化将为天下裂。但我认为,中华道术有裂而无断。

当前,我们共同乘弘扬中华文化的春风,既继往圣的绝学,延续中华文化的薪火,又在多元文明的互动、对话、融合中,使中华文化的薪火愈燃愈旺。我们既不是像冯友兰那样,接着宋明理学中程朱之理体学讲,也不是像梁漱溟那样接着陆王之心体学讲,而是自己讲,讲自己,以建构体现21世纪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化解当代人类所共同面临冲突和危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哲学理论思维体系。这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应尽的职责。(张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