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即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本土的传统文化之学,它是相对于别国的学术而提出的一个区别性的概念。实际上,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无所谓国学,中国的学术,先秦时期有六经六艺,或称大六艺与小六艺,汉代有五经之学,三国魏晋有三玄之学,唐代有佛、道之学及儒家九经之学,宋有理学,明有心学,清有朴学,这是每个时代主体的学术。再宽泛而言,传统的学术内容应该主要包括经、史、子、集（即差强今日之哲学、史学与文学）,此外还有“五术”（山、医、卜、命、相）,这归之于经外的术数一类。这些都是中国本土的学问。几千年以来,它负载着中华民族的躯体及其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学。历史上它的内部虽常相争鸣,但总体上人们毫无疑虑地生活在它的福佑之下。

然而,近代以来,强大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一部分人自卑而沮丧,屈膝于强势文化之下,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咑椡。这就不能以一种正常的平和心态来对待文化的冲突,缺乏了唐宋人吸收、消化佛学的平和宽广的气度。

虽然迎接德先生与赛先生以及与传统决绝的思潮风起云涌,一时成为时代的主流,但卫护传统、守根固本的亦不乏其人。如改良派的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梁启超西游归来要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的学术努力以及后来做清华国学导师等等,都极具代表性。革命派的章太炎亦曾创立“国学振兴社”,刊发《国学振兴社广告》,振兴国学,主要讲授“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即佛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他们是出于民族的种性意识而反对民族精神的自我矮化。鲁迅回忆说,章太炎提倡国学的目的有二: 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鲁迅: 《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上世纪20年代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学研究成就卓著,北大在蔡元培学术自由思想的引导下,在文科研究所成立国学门,著名的学者有胡适、沈兼士、陈独秀、刘师培等,出版刊物《国学季刊》。清华亦创立“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国学四大导师”就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国学遗产,影响至今。由此看出,国学的研究完全是由西学的逼仄而激发出来的民族生命强力的勃发,其目的是维旧邦以辅新命。正如1925年夏天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其国学门开学典礼的致辞中所说: “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以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从传统的国学中寻找中国的民族之魂,使国学担负起树立民族自信之重责,使民族能够自我肯定,从而挺起其脊梁与精神,是那整个时代的国学的使命。(鲁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