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郑玄，曾给《礼记》作注，因为《中庸》是《礼记》的一篇，所以里面也包含了对《中庸》的注解。他当时有一个最基本的论断，说中庸的庸是什么呢？“庸，用也”。如果庸就是用，那中庸就是“用中”，怎么把“中”这个概念用到我们的生活，用到我们的实践？郑玄认为《中庸》是“记中和之为用也”。因为《中庸》首章就是讲中和，中和怎么来用，这就是《中庸》这篇文章要讲的。郑玄又说，“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这样，关于《中庸》题解，郑玄讲了三句话，“庸，用也”、“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他实际上是用“用中”来解释中庸，应该说这个解释符合孔子以来的思想。

同时，我们要看到郑玄注《礼记》所带来的重要影响。郑玄注《礼记》，因为他是汉代的大儒、最博学的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影响，使《礼记》这部书，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以前这三部书是各自成立，《礼记》的地位比较低。有了郑玄注《礼记》，大家就开始有了三礼之说，认为这三部礼书应该是一个整体。这就把《礼记》提高到与《周礼》、《仪礼》同等的地位。因为过去只把《仪礼》看作是古代的《礼经》，因此，五经里面的《礼经》，在汉代主要就是指《仪礼》。而《礼记》，它叫做“记”，表示它是对经的一种解释、一种说明，其地位当然是要比经低一些。可是由于郑玄注了《礼记》，而且注得非常好，这就使《礼记》的影响变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在汉魏之交就开始“三礼”并称。

到了魏文帝的时候，《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里面就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礼记》立在学官，这个是西汉时代所没有的，东汉时代也没有，到了魏文帝的时候开始有。这是《礼记》第一次列于学官。那么“列于学官”，当然就要置博士来专门研究。不仅如此，到了东晋元帝的时候，这个变化更大了，郑玄注的《礼记》置了博士，而《仪礼》、《周礼》不置博士。《礼记》的地位就超过了《仪礼》。置博士就表示朝廷设立专门人员来支持这项研究，但是到了东晋的时候，只有郑注的《礼记》置博士，连《仪礼》都没有再置博士。这是郑注《礼记》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在古代经学，是不是“经”，能否列于学官置博士，这对经典文献的影响非常大。到了唐代有《五经正义》的刊行，由国家正式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其中《礼》就是指《礼记》，不是《仪礼》，也不是《周礼》。也就是说汉人称为三礼的典籍里面，只有《礼记》在这时正式确立为经。也可以说，到了唐朝，到《五经正义》的时代，《礼记》正式升格为经。与此同时，《中庸》就随着《礼记》地位的提升，变成整个经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