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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的权谋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这时,苏秦又举过去历史上吴越之战的故事,同时分析魏国的国力,作为申述他合纵主张的基础。我们不要以为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回到家里,读了几年《阴符经》,就把学问读出来了。如今大家从小学读到大学,读了十六年的书,走入社会,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还不容易。苏秦这里所举魏国的国力,绝对不是他关在房子里,窗帘都不拉起来,头悬梁,锥刺股搞出来的。他在这段时间里,搜集情报,把国际间各国的实力,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若指掌了。所以我们大家读书不要读成书呆子。苏秦第一次出来游说的时候,的确还是书呆子,但是第二次出来游说时,就大不相同,各国国防上的机密情报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时我们了解当时魏国是这样的情形,而孟子见梁惠王时却要他们行仁义之道的仁政,这就好比对一个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补药、打补针,他一定不肯依着去做,是一样的。

苏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数家珍地陈述了魏国当时的局面和战备详细数字,接着又骂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干部们,说梁襄王身边这些亲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只是会讨好、拍马屁,不会谋国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苏秦以一个外国人,跑到魏国,居然敢在魏国君王的面前大骂他的亲信大臣,我们就要从这里了解到他当时的背景。

苏秦第一次游说的时候,虽然已花了家里很多钱,有车、有马、有裘,打扮得很像个样子,颇壮行色,但到底是单枪匹马,脑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随时会丢掉的。可是这次的苏秦,胜过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说服了赵王接受他的合纵计划,然后是代表赵国去说服梁襄王的。这时的苏秦,不但身边带了一大批助手和卫士,而且还有赵国作后盾,所以他说话的态度就不同了。义正辞严地指魏国的大臣们,以人主之地,与外国结交,贪求近功,不顾后果。其实这些话都是骂梁襄王的,只是他身为一个外交官、一个谋略家,自然不便,也不会去面对面地骂一个他要说服笼络的君主。于是就把这些话、这些责任完全转嫁到这个国家的干部身上,使对方有一个转身的余地。

苏秦的这一着,是骂得相当厉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这些话的评语,也正和前几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样。其实呢?苏秦他自己不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吗?由此看来,天下的是非,大多数只能暂时保留一时一地,很难永远成为“公是公非”。

然后,他再引经据典地,说出《周书》的理论。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出版事业,书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贵。苏秦引经据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学问,读过一般人不易读到的书,一方面表示他的计划是有根据的,最后说出他六国纵亲的计划,礼貌地请梁襄王作决定。

那么,孟子形容为“望之不似人君”的这位梁襄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以后怎样呢?自己责备自己不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高明的意见,立即签约,全力支持到底。

不过,后来苏秦死了,张仪也来见梁襄王,提倡连横之说,又是另外一套理论,反过来驳倒苏秦的说法。这两篇文章,如果办报纸、杂志,正是社论体结构上的好蓝本。

我们读书,是为了引古以证今,也可由今而鉴古。单看这一篇《战国策》中的文章,记载苏秦说魏国梁襄王的故事,当时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样,不得而知。但后代的记载,大部分是不会太离谱的。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当时是很热闹的了。

由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国在梁惠王、梁襄王那个时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国的那一段时期,魏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国内情形。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立场,去体会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战国那个时代中,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来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当然,孟子对梁惠王所建议的,只是政治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并不像苏秦、孙子等兵法家、谋略家那样,提出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如“合纵”、“连横”一类的具体办法。不过话得说回来,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国君,接受了孟子这项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像鲁国接受了孔子的意见,并给予权位一样,那么孟子有了权位以后,自然会提出具体的办法。因此,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书呆子”这顶帽子往孟子头上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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