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典型的人－孟子与万章

以现代的编辑技巧而言，这种手法也非常高明，前面说的是尧舜，讨论君道；接着是谈伊尹几个人，讨论臣道；后面接着，万章问友道。在万章提出友道之前，孟子这里又列出四个典型人物，谈他们的立身出处，这是孟子自己说的，并没有人问。宗教家的教化方法也是如此，如佛经里，有些是佛自说的；有些是受教的人有疑惑提出问题，而佛加以解说的；有些必须受教者问到时，佛才可以说，也才应该说。所以这些说教的方法，都有其很深的意义存在。

其实，关于伯夷的问题，在《公孙丑》上下章中，已经讨论过了，现在为了四个不同典型人物的并列，又在这里作一次重复的讨论，这就是编辑的手法，读者要另具慧眼，才能看到《万章》篇中的重心所在。当然，如果不好好用心去读，还是找不出重心，必须在读完以后，再加以寻思，把全书融会贯通，就会找到他的要点了。就如一串珠子，放在盘中，看来似乎散乱，但能看到那串珠的线头，轻轻一提，就是一串彩色排列有序的念珠。也等于医生治病，下针即可得穴道。所以，这时的《孟子》，看来不再像一段一段教条似的，前后随便倒置，而是气势一贯，脉络相连，组织严密的好文章；也是一则处处有交代，前后相呼应，循序发展的好故事。甚至可以将它改写成现代小说或剧本。

现在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伯夷这个人，不看任何不好的东西；一切不好的声音，他也不听。当然，五官、四肢、心意所能接触的一切不好的色、声、香、味、触，他都不去接触，心中也不起坏念头。在立身出处上，凡是他认为不够格的领导人，就不跟这种人合作，不为他做事。他本来是纣王的宗族，因厌恶纣王的无道而离开了；对于下面，认为不够资格由他来领导的，他也不愿做这个地方的长官。只有在天下治平，社会上轨道，可有作为的社会，他才出来做事；生逢不可救药的社会，他就退隐。因为他不愿在横行霸道的政权与社会势力之下住下去，也不愿意与愚痴的乡巴佬相处，他认为如果处身在这种环境之中，就如同穿了大礼服，却坐在污泥地上一样的难过。

孟子把伯夷这个人的思想、个性、人格，描写得一清到底，绝对的清高。世界上的确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清流派”，伯夷就是代表人物，看起来古怪，几乎不近人情，可是他只顾自己一味地清高。

孟子说：当纣王为殷商的天子时，伯夷逃开了，住到北海的海边去，可能在现今山东烟台一带，乃至于靠近韩国的海边住下来。他在这种边区，少与人往来，也看不见政治、社会的阴暗面；眼不见为净，以等待政治的安定，社会的澄清，就是这样的退隐了。

孟子说：伯夷这一种清高的风范，对社会发生的影响，是使冥顽不灵的人，个个都廉洁起来。有些生活行事严肃、懦弱的人，憨头憨脑的人，有自卑感的人，表面上傲慢的懦夫等等的人，也能够立志。这是孟子所说的一种典型，不妨名之为伯夷型，或伯夷格，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是伊尹型，大部分都是重复《万章》上篇中的话。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说：伊尹讲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这个人，平和通达，谁当老板都一样，我都使他变成圣人。任何一个老百姓，都是好老百姓；任何一个部下，都是好部下。因为，这一切都在于我如何去辅导、运用，使他们能发挥才能。太平盛世要去做，乱世社会，更要努力去做，这就是佛家大乘的精神。伊尹是这样的一个理性知识分子、士大夫，自认天生有他的责任，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放弃努力。

下面孟子再把柳下惠作为第三类型的人，加以说明：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大家都知道柳下惠这个人“坐怀不乱”，这里孟子说柳下惠的人格是不会受污染的，老板乱七八糟，也没有关系，待遇虽少，仍然替他做事，老板是老板，我是我；小官可以干，大官也可以做。有好的人才，就把他推荐出来；做好事，有功劳的人，也毫不隐瞒替他宣扬，但是不乱拍马屁。假使有人忘记了他，被放在冷冻库里，他也没有牢骚，心里也不怨恨。穷困的时候也不自卑，和愚痴的乡巴佬在一起，也可以相处得很好，因为这些人天真、说老实话，虽然说粗话，但对他们有些友爱，不忍心离他们而去。柳下惠认为：你是你，我是我，朋友混蛋，我不混蛋，你脱光了在我旁边也没有关系；你虽然脱光了，可是我还是衣冠整齐哩！你的污点，到不了我身上来。

所以柳下惠又是另一种人格，能学到他的这种人格和作风，就算原来很小器、锱铢必较、心量不宽的人，都会把器量放宽，尖刻的人也会变得敦厚起来。

下面第四种，是孔子型：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说走就走，刚刚看到情形不对，米都洗好了，连饭也不煮，立刻就走了。

孔子在齐国的时候，齐景公想用孔子，便和他的宰相晏婴商量，晏婴说了一些理由反对掉了。这消息一传到孔子的耳中，孔子立刻就走。后世误会晏子排挤孔子，其实孔子和晏子是很好的朋友，晏婴知道，如果孔子被齐国留用，将来一定会身败名裂的，所以为了爱护孔子而反对。孔子后来赞他：“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这时晏子已经死了。因此，孔子之离开齐国，是齐国想用他，他不能也不愿被用，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情形不对，马上就走。

至于他离开鲁国的时候，口里说走，留了几个月都还没有动身，天天说：我要走了，还是没有走，因为那是他父母之国，不忍心离开，所以“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这是孔子。

所有的这些人格典型比较下来，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他做任何事，都有他的分寸，该多一分的他加一分，该少一分的，他减一分，绝对不会马虎。

几种人格的典型，都放在面前，看我们要做一个哪样的人。另外，还有一种人格的类型，要我们来评估了，那就是孟子本身的人格。孟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形态？大家研究《孟子》以后，不妨给他一个评价。

下面是孟子为他们四人下的评语：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说：伯夷是“圣之清者”，清高到极点。伊尹是“圣之任者”，对天下有责任心，治世要救、乱世也要救，好人要救、坏人更要救。这是大乘菩萨道，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到处都能与人和平相处，和而不同，同流而不合污。孔子则不同了，是“圣之时者”，他看时事对与不对，时间、空间，环境需要不需要，该或不该，能或不能，综合起来，再决定出处做法，这是“圣之时者”，所以孔子是这几种人格典型的“集大成”。

后世元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大成”一词的理念，应该是根据这里来的。所谓“集大成”，就是“金声而玉振之”，成语“金声玉振”就是出自此处。用现代的话讲，“金声”就是现代人说的：“某人的人格响当当的”；“玉振”则是清楚的，不是胡涂的、混浊的，是玉敲出来叮叮响的声音，清脆而播送得很远。有道德修养只是圣人的一半，更要有道德的行为，又有高远的智慧。智慧譬如巧妙，圣譬如力量。智慧是般若，要灵活运用；圣是功夫，要一点一滴做出来。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这一段是讨论周朝分封建国的政治制度问题，这里只有这样一点资料而已。关于各朝代政治制度问题，我国有专书讨论，如《十通》等一类的书，可以研究参考，所以在此不多讨论。

下面这一段，是万章提出来的友道问题，就是君道、臣道，一路讨论下来之后，开始讨论友道。友道就是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道是讨论一个人处世之道，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该怎样自处。

这一段可以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内则》、《儒行》等几篇连起来研究。《儒行》、《内则》两篇，就是阐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交友，人与人之间该怎样相处的道理以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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