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孟子又说出“尊贤使能”的话，可是要如何来“尊贤”？这便要建立法制。假如只是表面上表扬一下，则不尊也可以。究竟要如何“尊”呢？则因人、因时代、因政治制度、因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孟子只是在原则上说要尊而已。至于“使能”，那当然是指应该使用能干的人才。我们只要看近代史，清朝以少数民族治理了当时四万万人口的中国，维持了两百多年的政权，而且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其盛况不下于汉唐。其中有一个原因，便是他们懂得人治的原则，对于学问道德好的人，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一类的人物，就送到翰林院，供养他们去念书，甚至抄书。那些《四库全书》，都是翰林学士们手抄的。这些人读了一辈子书，官那么大，名望那么高，而所做的事情，却只是坐在那里抄古书。这办法可妙极了！一部古书，每人要抄写四份——四部。正楷字一个个抄，抄错了还算欺君，不尽职，因此就非慢慢地抄不可。有些书起码要抄好几年。一个人在四五十岁考了功名，做了翰林学士，抄上一两部书，也就要退休了。

古时没有老花眼镜，牙医也没有现代高明，像韩愈年未四十岁，就“视茫茫而发苍苍”了。就是清朝的一些翰林学士，也差不多如此，头上光秃秃的，发辫也编不起来了。而对于有能力可以办事的人，就放到外面去做官，办实际政务，至于翰林出身的，那真是光荣之至，而且地方官在同僚中也是另眼相看。清朝的皇帝们在这方面的确很高明。对于有能力的官，稍稍贪一点钱，他们装糊涂，假装不知道。只要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事，小贪是不碍事的。于是上下皆大欢喜，更可实心办事。当然，贪得太大就不行了。这就是清朝的“使能”方法，并要俊杰在位。总之，凡是有才能的人都任用，不浪费人才。所以有学问、有才能、有技术的人一定有事做。这样，天下的英才都能够尽其用，天下的人也都高兴替这个政俯服务了。

但孟子接着上面一段讲人事行政之后，为什么对于执行财政经济的人事又指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话呢？对于贤、能的政治人才的分别，我们在前面的研究已经说过，现在他又提出中国古代人才分类学上“俊”、“杰”的名词来了。什么是俊？什么是杰？定义很难下。不过，在古代的道家与杂家、兵家、纵横家的书上，常常会遇到这些人才分类的名词。所谓英、豪、俊、杰等的含义，最明显的，如学者们所谓的伪书——黄石公的《素书》上便分列得很清楚。其次，如《人物志》等各家杂说也都有。不过，孟子在这里本来要讲到一个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田赋税收、关税等问题，却在贤能的原则之下，特别提出俊、杰的名词，看来似乎另有一层道理，的确是别具深意。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二十六史，就可发现历来财经人才之难得，正如一个大政治家的产生一样，值得庆贺。这种特别擅长于财经税务的人才，的确需要特殊的俊杰才能。而且大致说来，如姜太公、管仲，是古代的大政治家而兼大经济家。等而下之，例如汉朝的桑弘羊、卜式，唐朝的刘晏，明朝的张江陵，清朝洪杨之乱时的钱江等人，不管他们的人品道德如何，但他们对于财经问题的处理，的确具有俊杰的才能。

孟子继续提出了当时四项财经问题:“市”，就是上古市镇、市场的由来。古代的社会，大家定期集中在一个地方，以我之所有的物品交易我之所无的东西，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就是后世“贸易”名称的来源。慢慢社会发达,人事繁复，贸易的交换方法不方便，便发明了货币，开始了商业行为。到了战国时，已形成许多城市了，像齐国的首都临淄，是齐国政治中心所在，也是文教、经济的中心。孟子看了齐国的财经制度，提出建议，认为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应该采取“廛而不征”的办法。

在这一节文章中，有三个“廛”字，各有不同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颇难考证。古人的注解，只说前面的“廛”是活字——动词，后面的“廛”是死字——名词。但“廛”到底是什么？因为古今制度不同，很难加以解释界说。勉强与现代的制度相比，大约相当于现代的鱼市场、家畜市场、蔬菜市场，也有点像是现代设在香蕉产地的青果集散场。如此分门别类，专做某一产品的交易，生产者将自己的产品送到这里成交，政俯则依其使用房屋面积及时间，或依产品的数量，或依盈利的数字，收取费用。此种费用有时是租金性质，有时是规费性质，有时是抽取所得性质。大约设廛的产品也不得在廛外交易，所以有时又有统一收购或有公卖制度的性质。

我们现在不去管齐国的廛是如何获得财税的，只看孟子在这里的主张，认为如果用“廛”做交易货品的征收税法，就不要再征其他捐税了;而对于已经制定法令管制征税的产品，则不要再规定参加塵的交易制度了。这样商人们都高兴到你的市场上来，物资就不虞匮乏了。

至于“关”，在古代原来是在通往邻国的要道隘口设关驻兵的国防措施。在两国无争、和平往来时，就成为对外进出货物、收取货税的地方。孟子这里主张在关口上，对于进出的货品只查一查，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大概议价一下便通过了，所谓“讥而不征”，不必在关上收税。这和现代所谓自由港、自由市场的制度差不多。他说如果不收关税，那么天下的商旅——行商和旅客，都高兴到你的国家来了，自然就可增加国家的财货流通和繁荣。

在农业方面，孟子主张让耕田的农民协助耕种公田，不再收他们的租税。这样一来，所有的农民都喜欢到你的国家来，在郊野开垦荒地，于是你全国耕地面积增加，粮产就丰富，不怕荒年之厄了。犹如一百多年前在东北的荒凉地区，大地主们欢迎大家去开垦，在开始三年之内不收租，不缴粮，初步还要帮助你牛马耕具粮草等。这种要你尽量开发的情形，很有相似之处。

第三个“廛”字，可以说是名词了。就是说在“廛”这种地方，因为已经有繁荣经济的作用，国家已在这里获取了财政上的收人，就不应该有“夫里之布”了。什么是“夫里之布”呢？据《周礼·地官·载师》记载:“以廛里任国中之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时征其赋。”古代的制度，鼓励大家做事，人人都要有工作，不可偷闲，如果有房屋不利用，就缴“空屋税”，有田不耕就要缴粟米，不做事的要去为公家服劳役。里布相当于后世的罚金，布也是古时一种货币名，古代有“布刀”这种货币，而现代的“币”字也从“巾”。孟子说如果这样，则天下的老百姓都愿意到你的国家来，入你的国籍，做你的国民。

从孟子这些主张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诸侯国对于民间赋税的征收，的确是有重复税率的情形，所以他才提出这些理论和主张，以求改革。

我们平常多半误认为儒家思想、孔孟学说只讲仁义道德，不重财经建设,所以不切实际。而现在读了《孟子》这段文章，我们便可知道，古代的先儒不但很重视财经问题，而且了解得非常深人，见地也非常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