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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老君与李老子
来源:道学深究 作者:

现在再循历史时代回溯上去。例如最著名的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文帝与景帝父子相继,为汉朝鼎盛的尖峰时期;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于唐玄宗——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写的夜半与杨贵妃窃窃私语,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唐明皇,他们年轻时代,初期开创基业所用的都是道家学术——也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汉、唐这两个时代,亦就是整个历史上,算来是最可观的时代。由此可以证明,道家学术在“拨乱反正”的机运上,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不能不知。

再看近代的史实,清军入关,统治了当时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成立大清帝国。所用的方略,领导政治的最高哲学思想,就是《老子》的学术,他所用的兵法也不讲究《孙子》,也不用其他兵书,就干脆研究《三国演义》。研究《老子》的学术,用之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等方面;尤其与开国创业时期的关系,就要把康熙以来历朝事物,研究得清楚,那大概可以知道老庄哲学的运用了。

清康熙在十二岁的幼年,就登位当皇帝了。当时中国的版图,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受他统治,外面有四个强有力的藩镇、诸侯,内有掌握了大权的权臣,他的帝位还在摇摇欲坠。可是他在以后的几年中,能够把内在的障碍排除,外在的势力削平,进一步,奠定大清二百余年的基础。由于他六十余年的努力,打好了升平治世的根基,这都不是偶然得来的。可以说有清一代的成就,上比汉、唐两朝更兴隆,更鼎盛。

回顾历史的陈迹,展望未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动乱的时代,大概不会再延续太久了,照历史法则的推演,应该是丁卯年一九八七年以后,我们的民族气运与国运,正好开始回转走向康熙、乾隆那样的盛世,而且可以持续两三百年之久,希望现代青年,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就更要懂老子的思想学说。

现代一般人对《老子》一书,名之为《道德经》或《老子道德经》,因为这部书,前面部分论“道”,后半部谈“德”,所以又有此别名,而且远自汉、唐,就有此分法。据唐中宗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建立的《道德经碑》,内容即是《老子》这部书,碑的正面刻的是《道经》三十七章,背面刻的《德经》四十四章。另外在《弘明集》所载牟子《理惑论》中,有“所理正于三十七条,兼法老氏道经三十七篇”的话,而单子为汉代人。由此可知,远在汉代,已有人将《老子》一书分作道、德二经了。不过以《道德经》三字统称《老子》一书的,可能自沿用唐代开始的习惯。这些属于考据上的事情,暂不去深究。

在唐朝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从这故事中,更可看到人性的另一面。英明如唐太宗,他当皇帝以后,因为自己的姓氏——“李”的来由,在传说中非常稀奇古怪。照古老神话的传说,李姓的第一代始祖就是老子,远在尧舜时代的人,因为在李树下出生,所以就姓李。更传说他母亲怀胎了八十一年之久,因此生下来时,须发皆白,立刻就成为太上老君,这是关于老子诞生和姓氏来源的传说。

唐太宗之姓李的来由,研究起中国姓氏源流和宗族渊源来,又有各种说法。可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一定要把家族祖先的血统追溯得更光辉一些。正如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果在人群社会中有了事功上的成就,一定要找根,而且一定要使那根整饰、塑造得光辉一点。这是人性必然的道理。同样地,唐太宗也要找根,也要找一个光辉的根。追溯历史,李姓人物,以老子最好,在学术上的成就很了不起,所以他设法说成是老子的后代。但是老子只是在学说上有成就,还要把他再捧高一点,后来李唐子孙便把他捧为教主,变成“太上老君”,封为道教的教主。道教实际上也成为唐朝正式的国教,只是当时没有“国教”的名称,而事实上唐朝历代的帝王、皇后、嫔妃都要像佛教的受戒一样,去受符箓。如唐玄宗、杨贵妃这些人,都曾受符箓。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他选择了朱熹,所以大捧朱熹。本来,他想把祖宗和朱熹扯上关系,可是自己毕竟是一代帝王,这种事不能太过分勉强。只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在到处流窜为害时,一天打到张飞庙,问得庙中供奉的神像是张飞,于是一时兴起,居然懂得姓氏宗族的人伦道理,要到庙里祭拜,下令部下作祭文。可是那些被胁在帐下的穷酸文人作的祭文,引经据典,他自己看不懂,大为不满,一连杀了几个文人,最后还是自己动手写道:“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俩连宗吧!”就这样连起宗来了,成为千秋的笑柄。

可是,朱元璋打算把朱熹拉进自己祖先行列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一个理发的也姓朱,就问理发匠是不是朱熹的后代,这理发匠说:“我不是朱熹的后代,朱熹绝对不是我的祖先。”朱元璋说:“朱熹是前辈大学问家,你就认了吧!”理发匠说:“绝对不是。”这一来,朱元璋“攀亲”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他转念之下,觉得一个平民中的理发匠,尚且不肯乱认祖宗,而自己当了皇帝,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因为打消了原有的念头。可是对于朱熹,还是极力地捧起来。例如,在明朝应试求功名,非读朱熹注解的“四书”不可,后来演变到清朝,承袭明代故事,便以朱注“四书”为考试制度中评判高下、决定取舍的标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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