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并非事出无因。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顺带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底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初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义（程传与夫子本义）。书，主蔡氏（沉）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判语五。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以二月，与乡试同。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洛（二程兄弟）关（张载）闽（朱熹）之说。”永乐帝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书成，永乐帝亲自写序。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若《大学衍义补》一书。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因此，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纪宗特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