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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时代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 字号:   )

不过,在我们传统的历史上,所谓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先后总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时间,每一个短短年代的家天下的皇室政权,每一个匆匆上台、急急忙忙下台的帝王人物,实在正如《红楼梦》所唱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做故乡”,看来真是可悲可叹。同时,也可以说这一段的历史,比起春秋、战国的三四百年间的故事,更为紊乱和黑暗。但我们从中华民族和中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那就立场不同,观点也不一样。例如照旧史的文化哲学的观念来讲,都说魏、晋时代的历史文化,是误在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太偏向于注重《易经》、《老子》、《庄子》的“三玄之学”,以致于“清谈误国”,致使“五胡乱华”,形成了东晋南渡以后的南北朝格局。其实,这样论断,也未必尽然。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阶段的历史,却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需要另加理解。

要了解当时的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魏、晋以来,文官政治体制的形成。所谓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已经养成轻视家天下的皇室统治,把从汉朝开始的“选举”精神、渐渐结合成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俯的治权,开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学的人事体制,成为后世文官政治“铨叙”人事的先声。家天下的皇帝归皇帝,读书的士大夫们归士大夫,完全不理会皇室的权威,自然有他超然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谓“清淡”、“三玄之学”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输入的“佛学”,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潮流,一种轻视皇权的反动,反映士大夫们另一种不同意现实政治的风格而已。

这种情况,最初是由曹操父子开其风气之先,当曹操在开始建立曹魏政权的时候,一面注重法治,一面又特別奖赏聪明才智和文学才华的名士,但又不太要求他们的操守。所以到了魏明帝的曹叡阶段,虽然名儒有如陈实、陈群、王祥、贾逵等人,但是新进少年学者,如何晏、王弼,乃至如史称“竹林七贤”等辈,都是一代俊秀,名重当时,但又多是轻视世事,浮夸自负的青年名士。因此,曹叡想要建立另一种人事制度的考核办法来替代“选举”用人。如史称:

魏主叡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勿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以当疾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为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

曹叡同意他的建议,就诏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试法七十二条。然而经过朝廷(政俯)会议,迟迟没有通过,结果也就没有实行。可是刘劭却因此著了一部《人物志》,开启后世人事管理学的先河。

其实,在这以前,由陈群在曹魏时期所创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当时从两汉以来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会的儒术精神,不但早已实行于魏、晋的时代,也影响后世,使选举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变成为名门望族所垄断的局面,形成两晋和南朝六代之间的门第、门阀风气。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所痛恶的“上品无寒门(所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是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无势族(所谓基层干部,没有一个是权势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实,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将来,无论是哪种政党、政见的民主时代,也应当好好研读,作为民主选举制度精神的参考。

二是世家门第的学术官僚,形成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直到南北朝的两三百年时期,并无一个有力者毅然出来鼎革这种时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时代的阮籍所感叹的“时无英雄,徒使竖子成名”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传布学术知识的书本,都靠手写传抄的私家藏书,并不普及。文化教育并不发达,政俯与社会,都没有设立学校的风气。尤其是一般社会,丧失了自古以来“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层社会,也只以读书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标准。因此而使学术知识,大都出于世家权门,形成门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权威集团,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权,牢不可破。此时正当史称“五胡乱华”的崛起和西晋皇室的没落,由群臣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南渡称帝(晋元帝),从此定都建康(南京),就为东晋的开始。但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晋明帝),虽然南渡以后,先后两朝称帝,事实上也等于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时间,都在忧患之中死去。

后来真正东晋王朝,虽然再经九个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时间,但政权仍然操纵在王、谢等势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导,后如谢安、谢玄等王、谢权门,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家望族”子弟出身。坐以论道,谈玄说妙,大多是文(学)哲(学)不分的高手。即使如谢安、谢玄叔侄一样,总算领导指挥了一次在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打了胜仗。但在指挥打仗的场面中,仍然还不离名士风流的风格,模仿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纶巾羽扇,潇洒自如。犹如西晋初期,与东吴的陆抗互相敌守长江两岸的羊祜(叔子)一样,“轻裘缓带”,依然不失其雍容优雅的风姿。这种士大夫们的作风,在政俯或上层社会之间,只要读刘义庆所辑的《世说新语》一书,就可大概了解当时的一般情形了。

简单地讲,由东晋开始,士大夫们的文人学术官僚集团的风气,一直沿袭到南朝各代(宋、齐、梁、陈)和隋朝,俨然犹如牢不可破的堡垒,虽然是当时一代当国的帝王,也是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向这种现实低头将就。这是确实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上的一面“风月宝鉴”。现在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的故事来做说明。在南朝萧道成篡位称为齐帝的时候,他的中书舍人(等于皇室办公室的主任)纪僧真,“得幸于齐主(萧道成)”,“容表有士风”(外表很像一个有学识的读书人)。

请于齐主曰:臣出自武吏,荣阶至此(我从行伍出身,官做到这个阶层),无复所须(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希望皇上给我一个士大夫的荣誉)。齐主(萧道成)曰:此由江学、谢瀹(这两人是当时的名士而兼名臣),可自诣之(你自己去找他们商量吧)。僧真诣学,登榻坐定(刚刚坐到客座的椅子上)。学顾左右曰:移吾床远客(江学就对旁边侍候的人说:把我的椅子移开远一点,不要靠近这个贵客)。僧真气丧而退(弄得他很没有面子,只好回来)。告齐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我现在才明白,士大夫这个头衔,就算是当今皇帝天子下命令,也是办不到的)。

你只要读了历史上这个故事,再来对照一下我刚提过的《世说新语》,便可知道魏、晋、南北朝之间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傲慢和自负的酸味,有多么的可畏和可悲啊!这种情形,直到唐朝才完全开始改变。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对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便有针对这种历史情形的《怀古》之作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三是旧史所称魏、晋、南北朝之间一百余年的“五胡乱华”局面,几乎与西晋、东晋的朝代相终始。北方少数民族这个历史上的旧问题,是中国由秦、汉以来,直到隋、唐之际,大约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实际上,这是中华民族,容纳接受“西陲”和“北疆”各个民族归服内地,融入“华夏”民族的阵营以后,因历代以来的帝王朝廷(政俯),并没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因此而引发的种族文明的冲突,形成“中华文化”的“内外之争”、“南北之争”,促使在隋、唐以后中华民族大结合的大事。只是大家研读历史,容易简略轻忽过去,没有特别注意这是历来中国“边疆政治”的重要问题,和“华北”与“西域”多种少数民族的生存矛盾问题。同此,历史惯例上只以固有的“华夷”之辨和“胡汉”之争的习惯,就笼统地称为“五胡乱华”了。

如果要彻底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从秦、汉历史上的“匈奴传”等开始,深切了解从中国的“北疆”,东起朝鲜,毗连俄罗斯的南境,直到内外蒙古、西伯利亚,再南回到古称“西域”、“西北边疆”的新疆、青藏等广阔边境的许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远占轩辕皇帝前后代的血缘关系,以及历来对待“治边”政策的是非。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文化的大问题。即使现在和将来,仍需要切实注意正视这类的大问题。只是我言之慎重,恐怕你们会当作我在狂言乱语,或认为是危言耸听,所以便只提到为止。

所谓“五胡乱华”之始,必须先要知道,早在西汉宣帝时代,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来归降,渐通内地。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匈奴南单于以及鲜卑族的归降内附,致使匈奴北单于又来恳乞“和亲”。汉光武帝的政策(战略),是以匈奴为屏藩来捍御匈奴,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代理防御、代理战争的上策,并使匈奴各族,愿意投降的移民内附,居住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郡(在山西、陕西、甘肃境内),赐以粮食、牛羊、丝绸布匹等生存种植物品,而且还派兵保护。到汉章帝时代,鲜卑人出击北匈奴,大胜。因此“北庭”有五十八部,二十万人,胜兵八千,都来降服,加入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处居留。接着又在汉和帝时代,以及汉桓帝时代,乃至在汉献帝时代,都有陆续来降,移民内附的为数不少。

在这个时候,曹操初起,为追除袁绍的儿子、投奔乌桓的袁熙、袁尚,他就并击乌桓而破之,斩其首领蹋顿(据史称,是辽西乌桓的另一支)。跟着,他又把由汉光武时代开始入居西河郡的匈奴等族,分为五部,加以监护。这不能不说是曹操对匈奴等族移民內地的管理政策上,已较有先见之明,只是当时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观念,以致造成后来各民族之间的文明冲突,实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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