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修身在正其心，道在心，不在外形，都是同一意义。但“心”在哪里？“心”是什么？什么是“心”？怎样才是“心在”？怎样才是“正心”？这就要回到前面提过的问题上来了！曾子只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反过来说，视而见的是“心”在见，听而闻的是“心”在闻，食而知味的也是“心”在知味。如果一个人，在同一分秒的时间以内，看见了一件很可笑的东西，又听到了有人笑得像哭的声音，嘴里还正在吃得津津有味，又碰到牙齿咬破了舌头。这时“心”在哪一个作用上面？当然，也可以说，当下能看、能听、能知味、又能知痛痒的，同时都是“心”的作用。

但照现代科学的医学来说，这些作用，都是脑的反应，并没有另外一个“心”的存在。但是，近来医学上对脑的研究，已经知道，并不是绝对可以肯定地说，除脑以外便没有“心”了。不过，我们现在不能跟着医学的科学来讨论“心”和“脑”的辨别，不然，会愈说愈加繁复。我们只能照固有的传统文化来讲，如上面所说，同时能起“见、闻、觉（感觉）、知”作用的，还正是意识的范围，意识与脑的作用，几乎是连在一起的。至于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心”，是包括整个人体的头脑、四肢、百骸、腑脏；甚至所有全体的细胞，乃至现有生命活力所波及的反射作用；以及它能起思维、想念和意识所反应的“见、闻、觉、知”等功用，都是一“心”的“能知”、“所知”的作用。它既不是纯生理的，又不是纯精神的。而生理的、精神的，又都属于“心”的范畴。所以便可知道传统文化中的“心”是一个代号，是一个代名词。如果把它认定是说心脏的“心”，或是脑的反应，那就完全不对了。换言之，“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是如西方哲学所说的“唯心”，也不是“唯物”，它是“心物一元”的名称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中的哲学史上，由周、秦前后开始，到了战国时期，大如儒、墨、道三家，细分如诸子百家，各有主旨界说的异同。再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几乎一千年左右，论说争辩，也是各主所见，互有短长。直到中国的禅宗兴起，蜕变了宗教与学术的外衣，就以中国的民间的土语方言，表达了至高无上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整体的奥义，才比较说得最为明显。例如盛唐之际的禅宗大师们就说：“心即是佛，即佛即心。”又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或说：“本来无物亦无心。说一个佛，说一个道，已是十万八千里了。”尤其如初唐时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著名偈语所说：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是为各家所公认推崇的明心、悟道之作。但是六祖的师兄神秀禅师的偈子：

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他所指渐修境界的叙述，便为南宋理学家，如程颐兄弟、朱熹等所因袭，作为“治心”之学的标本，提倡以孔、孟儒学“主敬”、“存诚”的修养方法。例如朱熹影射他自己学问修养的名作：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从他这两首七绝的诗，不能不说他对于“诚意”、“正心”之学，确有相当的心得与成就，可惜他还是不明白所谓“向上一著”的究竟。

我们了解了这些传统文化中“心法”的道理以后，便可知道《大学》所说的“正心”与“心”在哪里，是与它开始所说“在明明德”，以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诚意、正心”；都是首尾兼顾，始终一贯的学问与修养，并非在此“心”之外，另有一个什么“明德”的存在。

讲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借重佛学来作说明，因为专门深入研究“心性”之学，以及“心物一元”的学问，到现在为止，实在没有哪一种学说理论，更比佛学高明。佛学是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为主旨。所谓“三界”，是指这个宇宙之间的生命，统以爱欲、淫欲为生命来源的作用，叫做“欲界”。它是包括物质、物理的世界的一切生命在内。超过欲界以上的，是“色界”，以光色为主体的生命世界。超过色界以上的，便是“无色界”，我们暂时只能理解它是“空界”，或可说是超越时空的一种现象。“万法”是指宇宙间的一切有形的事物，以及一切无形的理念和精神。他说所有“三界”、“万法”，都是“一心”的功能所变现。至于从人道立场开始，包括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唯心”、“唯识”作用来说，他又分析归纳，列为八个“识”的界别。先从人体来说，眼、耳、鼻、舌、身，各有它个别的五个“识别”作用。普通叫做“前五识”。他们都通过第六意识的分别思量等作用，而纳入归藏到以坚执“人我”为主导的意根，作为形成个别生命的一种功能，以梵文命名它为第七“末那识”。这样由个别“人我”来分析说明它的现象，由前面七个识，到最后都是从一个“能藏、所藏、执藏”的作用，与精神、物理、物质相汇合的功能，以梵文命名它叫第八“阿赖耶识”。翻译成中文，便名“藏识”。而这八个“识”的中坚主导，仍然是以第六意识为最重要。不过，“八识”统属“心王”，所以又简称为“心、意、识”。总之，最后仍然以“心”为主。

由此了解，你再回转来看曾子著《大学》的时候，佛学根本没有进入中国，而且这样条分缕析的“唯识”“法相”学，在当时的印度佛学界，也未开始大流行。但“大学之道”，却从“明德”开端，中间也特别强调“致知格物”到“诚意、正心、修身”，如此等等，种种迹象，何期不谋而合，有这样相似呢？这就是说明，东方西方，前古后古，无论是讲唯心或唯物的道理，总之，真理只有一个，只是表达的说法，各有不同而已。所以佛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就是说明真理是说一不二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