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朝大臣们决定迎接代王刘恒来京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不免心里有所顾虑。经过与他的部下等会议讨论，郎中令（秘书长）张武意存顾忌，认为“汉大臣习兵多诈，愿称疾毋往”。但中尉（主管军事的）宋昌提出四点理由，认为应该去。因此，他就带了宋昌、张武等六个高级部下直达长安。到了西安城外渭桥边，汉朝的大臣们都出来接驾、跪拜称臣，但刘恒的作风不同，他不但不以准皇帝自居，而且还不以王子的身份自重，亲自下车向大臣们答拜。这个时候，重臣周勃就起来对刘恒说，要求单独向他汇报几句话。宋昌马上就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周勃被宋昌顶得没有办法了，只好跪着把玺符（皇帝的大印信）呈上。但刘恒接过印信，还说，我们大家到了城里官邸再商量吧！

当然，最后还是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登基时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大赦天下”。第二道命令，“定振穷、养老”，“令四方毋来献”（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奉献任何宝物）。但在那个时候，长江以南，还有一个在广东的南越王赵佗，他是河北真定人，和汉高祖刘邦，都是同时起兵的人，因为不满汉朝的内政，自己要独立称帝，情况相当严峻。你看汉文帝怎么办，他一不动兵，二不震怒，只是以后辈身份，写了一封信给赵佗，就使赵佗乖乖地收兵称臣了。（有关这封信，我在讲《老子他说》时已经发表说明，那时还引发当代一件大事，也真有趣，将来再说吧！）后来对于长期侵略入寇北方的匈奴，他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匈奴，得以暂时和平相处。至于“减轻刑法”而除“肉刑”等等，都是被后来历代所歌颂，引为政治的好榜样。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大致都说，“慈惠爱人曰文”，又说：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

这些评语，其中说到他的时代，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几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至于重兴文化的工作，他自己也认为还没有做到。因为他只有四十六岁就死了。但他的母亲皇太后还健在。他死了以后，人们更钦佩敬重他俭朴的道德，说他在“帝位二十二三年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书又记载他：

身衣弋（黑色）绨（厚茧丝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后世鲜及之。

贾谊堪问唯鬼神

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小的时候读书，先生们教读古文贾谊《过秦论》、《治安策》。又读李商隐吊贾谊的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于贾谊，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也认为汉文帝不用这个人才，真是失策。

后来自读历史，读《史记》、《汉书》，加上人生的各种经历，才发现并不如此。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青年有才，也有远见。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他实在不能接受，也无法采用。譬如一个平民，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大企业家。但他刚死，家庭有大变故，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但在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种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像贾谊一样，少年书生，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冷眼旁观，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古往今来，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贾谊一样多的是。唐代李商隐的处境，更不如贾谊，但自命不凡，所以写了这首名诗，他不是吊贾谊，其实，是在自怨自艾。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