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清楚了解所提出的这些关键性问题，我们的讨论难免重提前面已经讲过的旧话，犯丫繁复的语病。但为了交代得更明白，只好不避重复，再来说明清楚。

从“性”到“性理”之学

从中国上古以来传统文化的总汇资料来说，当然只有根据经过孔子整理编集的五经--《易经》、《礼记》、《尚书》、《诗经》、《春秋》，最为可靠。《尚书》（书经）是以保留上古政治哲学的史料为主。《春秋》是孔子著作的政治史观。《诗经》是收集保留历史、政治、社会演变等各阶层民意反映的资料。如果要研究有关天人之际，以及人道的传统学术思想，只有在《易经》、《礼记》中去寻根。而在《易经》与《礼记》的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性问题早已提出，性与情两者，是现实生命存在一体的两用。关于人性问题，尢其以《周易·系传》更为明白，如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总之，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以统摄天人之际，为天地万物总体的功能，名之为道。道的本能，自然具备有一阴一阳、正反相成相制的作用。在阴阳正反的相互衍变中，各有各的同等功用，无所谓阳善阴恶，或阴善阳恶，这两者的功用，都是“至善”的。所以曾子著《大学》，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对“大学之道”的前提宗旨，完全是有所本而来的，也就是以“继之者善也”的发挥。但他对于“成之者性”乃至“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却只用“明明德”一词来表达人性光辉的一面，不另加详说。第一个明字，是作动词来用，也就是说，人性天然有自明其德的功能。所以到了子思受业于曾子之后，跟着著述《中庸》，便换了一种说法，一开始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曾子所著述的《大学》和子思继承著述的《中庸》，便把从人道出发的性情二字的性字，特别流行作为明通形而上道的表示。但要知道，曾子、子思，是春秋的末代人物，比释迦牟尼后生几十年，比苏格拉底、柏拉图又早生几十年。

所以后来佛学输入中国，译文所用的佛性、觉性，乃至明心见性，也都照样引用性字，作为现实人生的生命之源，作为表诠。因此后世道家神仙的丹道之学，有所谓性命双修之说等。尤其在隋、唐以后，因为禅宗的兴盛，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主旨，在中国文化中，形成联系儒、释、道三家中心之学的台柱。因此而有南北宋儒家理学家们起来学步，大力主张以孔孟之学的心法，大倡其性理之学。我们了解了这个文化历史演变的过程，再回转到《大学》主旨的探讨，就更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