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拿破仑高一英尺，我的体重是名模特儿特威格的两倍。我唯一的一次去美容院的时候，美容师说我的脸对她来说是一个难题。然而我并不因那种以貌取人的社会陋习而烦忧不已，我依然十分快乐，自信，坦然。

我在一家日报社工作。我于是有机会去许多以前不可能去的地方。今年我去阿斯科特跑马场报道那儿观众的情况的时候，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件事，它使我认识到那种试图去顺应世俗，去表现得比别人优越的行为是多么愚蠢。有一个矮小而肥胖的女人，穿戴得整整齐齐：高高的帽子，佩着粉红色的蝴蝶结的晚礼服，白色的长统手套，手里还拿着一根尖头手杖。由于她是一个大胖子，当她坐在手杖上时，手杖尖戳进了地里。手杖戳得太深，一下子拨不出来。她使劲地拔呀拔，眼里含着恼怒的泪水。她最后终于拔了出来，但她却手握着手杖跌倒在地上。

我看着她离去。她这一天就算毁了，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了丑。她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印象；然而在她自己充满悲哀的泪眼里，她是一个失败者。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没有人在真正注意你的所作所为。许多年来，我都试图使自己和别人一样，总是担心人们心里会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我。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跳舞时的悲伤心情。舞会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总是意味着一个美妙而光彩夺目的场合，起码那些不值一读的杂志里是这么说的。那时假钻石耳环非常时髦，当时我为准备那个盛大的舞会练跳舞的时候老是戴着它，以致我疼痛难忍而不得不在耳朵上贴了膏药。也许是由于这膏药，舞会上没有人和我跳舞，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在那里坐了整整4小时43分钟。当我回到家里，我告诉父母亲我玩得非常痛快，跳舞跳得脚都疼了。他们听到我舞会上的成功都很高兴，欢欢喜喜地去睡觉了。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撕下了贴在耳朵上的膏药，伤心地哭了一整夜。夜里我总是想象着，在一百个家庭里，孩子们正在告诉他们的家长：没有一个人和我跳舞。

有一天，我独自坐在公园里，心里担忧如果我的朋友从这儿走过，在他们眼里我一个人坐在这儿是不是有些愚蠢。当我开始读一段法国散文时，我读到有一行写到了一个总是忘了现在而幻想未来的女人，我不也像她一样吗？显然，这个女人把她绝大部分时间花在试图给人留下印象上了，而很少时候她是在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瞬间，我意识到我整整二十年光阴就像是花在一个无意义的赛跑上了。我所做的一点都没有起作用，因为没有人在注意我。

现在我知道下一回当我走进一家商店，一位营业员翘起她的嘴说，“您的号码，夫人？我想我们这儿绝没有您要的号码。”这仅仅是说店里的存货不充足。这样无形中我心里好像去掉了一个重负，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松，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