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境逆境均造英雄

对于人类来说，加普亚平原是仁慈的，而罗马平原却是冷酷无情的。当罗马人离开了他们无法为生的家乡去征服一个又一个邻居的时候，加普亚人却呆在家里，让一个又一个邻居去征服他们。……然而，在罗马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争的关键时刻，在坎尼战役后的第二天早上，加普亚人却开门迎接了汉尼拔，用这个行动来“酬谢”罗马。罗马和汉尼拔都把加普亚的转向看成是这一次战争的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决定性的事件。汉尼拔进了加普亚，在这里过冬——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乎大家意料的事。在加普亚过了一个冬天之后，汉尼拔军队的士气就完全瓦解了，从此以后，他的军队再也无法打胜仗了。

与汉尼拔相比，倒是一位东方的君主更加狡诈睿智，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这样描绘波斯王居鲁士：一个名叫阿登巴莱斯的人去见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现在宙斯大神已把他的领土交给了波斯这个民族和陛下，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从现在住的这个崎岖多石的地方迁出去，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呢?附近就有很多好地方，再远一些好地方更多。我们只要挑选一下，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大大显赫一番。这是一个威武的民族的当然办法，而我们今天的机会真是再好没有了，因为我们已经在一大片人口众多的地方，在整个亚洲建立了一个帝国。

居鲁士静静地听着，并不感兴趣。他告诉向他请求的人们说，他们可以随意去做，但是对于这件事他却说，换个地方在心里也要准备换一种人民。他告诉他们说，安逸的环境会无例外地培养出没有胆量的人。

近似汉尼拔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史不绝书。春秋之际的吴越之争便堪与之媲美，卧薪尝胆的勾践终于击败骄奢淫逸、纵情享乐的夫差。而持有居鲁士一样思想的哲人在中国更不胜枚举。孔子说：“富贵于我若浮云。……君子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尽管有前车之鉴，尽管有圣人的至理名言，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名门贵族走马灯一般地替换，家运五代不衰便要成为治家有方的美谈。而在近现代人眼里，膏粱子弟的衰落中最典型的例证是满清的八旗子弟。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曾经是骁勇剽悍的，“骑射”是他们世代的传统。但成了寄生的统治阶层后仅100年，这些马背上的勇士的后代就蜕化成了百无一用的庸人——出没于茶馆戏楼的提笼架鸟者。即使没有辛亥革命，他们也早就不得不把军权拱手送给了汉族强人。其实，对满人没落的原因，清朝的几代统治者早有洞悉。雍正说，八旗子弟中的“贫困者乃以美食鲜衣之故也”。乾隆说，旗人“唯知鲜衣美食，荡费财资，相习成风，全不知悔，旗人的贫乏率由于此。”嘉庆说：“由平日不知撙节。若能将衣食两者随时加以省吝，即可免于匮乏。”但是，任凭清朝几代天子三令五申，提倡骑射，提倡节俭，仍然无力挽回颓势。

满人虽为中原大地的后来者，但他们的没落实为中国历代贵族没落之写照，正因为贵族走向没落比比皆是，所以《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书》被奉为法宝——那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教诲。请读曾国藩几段教子箴言：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

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成，富家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

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本难期其长进。

曾氏基本上认为，顺境、富贵、奢华大大地不利于长进、成器。

很多西方人士也持有近似的看法。艾科卡说：

人类中最伟大者和最优秀者，皆孕育于贫困这所学校中。这是催人奋发的学校，是唯一能出伟人和天才的学校。

社会学家帕雷托的话更是闻名于社会科学领域：

历史是贵族的坟墓。

顺境反而不利于发展，似乎是个悖论。因为这样一来对发展而言，顺境反而成了逆境，逆境反而成了顺境。成功、富足、舒适，毕竟是多数人追求的目标，而一旦得到它，马上就导致反面，这岂不令人无所适从!但这却并非悖论，而是现实中似乎真实存在着的循环。就家族以至民族而言，没有长盛不衰的；历史地看，一盛一衰、周而复始的情况更多些。就社会而言，恰如帕雷托所言“历史是贵族的坟墓”，不断有腐败的贵族衰落或被淘汰，不断有新的精英从平民中产生，精英的位置并未真空。不过，因为社会金字塔中总是“下大上小，并不是一切底层的人都能卷入这种‘精英循环’”。帕雷托的思想符合我们的“顺境的代价”之命题，也是认识“精英循环”的一个视角。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社会地位的循环中越是暴发户，越是要为获取的地位付出惨痛的代价。这首先是因为地位变化太大，无力抵抗各种享乐诱惑，保持旧有的心态。其次也因为他们与传统文化缺乏联系，未能从中学到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因而更无规矩。

为什么处在顺境和优越条件下的人们往往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客观看，他们缺少的是适当的压力。压力太小导致刺激太弱，因而也便削弱了当事者适应和进取的动力。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压力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是专门研究压力的危害作用的心理学家汉斯·塞利也承认：“压力是生活的刺激。压力使我们振作，使我们生存。”伯利内的实验显示，无论是人还是其他动物，对复杂、新奇和出乎意料的刺激做出的反应更多。林泽等人的实验显示：“那些用来经受电击和夹趾威胁试验的幼兽，长大以后似乎比早年没受过压力的同窝动物更能应付压力情境。”早年的优越条件无疑会释去沉重的压力，不利于当事者坚强性格的形成。

我们还可以借用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来透视这一现象。阿德勒认为：一切人在生命之初都是自卑的；自卑感是所有人成就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他最初把自卑感与身体的缺陷联系起来，有缺陷的人可能会努力加强该器官或通过发展其他器官的机能来补偿缺陷。一种过度补偿使他获得超水平的发展。比如古希腊的德谟斯梯尼战胜了口吃成为伟大的演说家；凯撒、亚历山大、罗斯福都在战胜生理缺陷时获得了惊人的发展。阿德勒当然也指出，当自卑成为一种情结时会阻碍一个人的发展。以后阿德勒扩展了自卑的基础条件，不仅将之与身体，而且与精神的、社会的障碍相联系。阿德勒还认为与克服自卑相对，追求优越是动力的另一端。借此我们可以理解，优越的获得有可能削弱动力，又因优越的条件较少产生一般性的自卑及为克服它进行的“过度补偿”，因此难于造就非凡的人。

那么顺境和优越的条件是否必然要人们为之付出代价呢?我们说居鲁士的先见是令人钦佩的，而他的态度却是不足取的，那是一种变相的犬儒主义。也可能正是因为他缺乏进取，不敢承受风险走入新境，波斯终于没有像希腊一样为人类文明做出举世无双的贡献。走入顺境、置身到优越之中，要准备迎接一种变化，越是有所准备就越可能减少代价。顺境的代价说到底，是动因刺激的削弱和进取目标的丧失。因此，环境一变，便要迅速寻找替代的压力、替代的刺激、替代的新目标。自卑感和优越感产生的条件不是孤立的，它来自对比——与自己的过去的对比，与周围人们的对比。因此，曾国藩这样的治家者就是要通过严格的自我束缚，通过节俭，削弱自家与周围人的反差，削弱自家现状与过去艰苦奋斗时的反差，并不断给子女提出激人奋进的高大目标。没有一个家族、民族是长盛不衰的，但各自的兴盛毕竟有质与量上的差别，可见选择、努力与自觉的不可抹杀的作用。

正是因为苦难、逆境，甚至生理缺陷，产生和造就了一些伟大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便产生了一种对苦难和逆境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往往是盲目和消极的。首先，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即使走入顺境也要努力为自己设置新的高尚目标，在追求这一目标中迎接新的困难和障碍，从而发展和显示自己的人格；而不可以也不可能倒退或停留（如居鲁士）在困苦中去保持心志。其次，逆境远非造就一种积极人格的充分条件，无数处在困苦和逆境中的人们没有任何改变现状的动力。仅就客观环境而论，我们至少可为这种缺乏刺激的逆境找到两个原因：（一）这一环境是封闭的，没有对比的苦难不会给当事者更多的刺激；（二）这一环境是窒息的，处在其中的人看不到任何改变和跳跃出这一环境的机会，于是他们认命了。逆境中的压力可以成就一些人，却也可能摧毁一些人。逆境中产生的过度的自卑会瓦解一个人的活力。

不同的环境对人们的作用是不同的。顺境与逆境、苦难与舒适使当事者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我们的哲学不是在陈述和分析这些代价后，使人见异思迁或替自己的堕落与消沉辩护，而是帮助人们认清关系，更好地适应地位的沉浮与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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