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和《金陵春梦》

自从宋乔的《侍卫官杂记》在香港《新晚报》连载并出单行本以后，读者反映强烈。认为把蒋介石的昏庸无能和霉烂腐朽的生活写得很生动，很有趣。但又觉得不够，难道蒋介石就仅仅如此么？《新晚报》主编认为最好能再写一篇，塑造一个“真正的蒋介石”，使读者对蒋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时正是1952年，大陆刚解放不久，人们对蒋的厉害，记忆犹新，对蒋的丧权辱国的行径和倒行逆施的政策切齿痛恨，写这本书，已成为当务之急。

《新晚报》开了几次会，谁也不接受任务。推来推去，任务落到了年仅33岁的唐人身上。其理由是：他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又上过抗日战争前方，到过内战前方，还到过台湾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任务不重，每天写稿只有两三千字，时间充裕。

写这样的书，不同于写一般小说，面壁虚构是万万不行的。既要真实，不真实使人认识不了蒋介石，失去了写书的意义；又要有艺术性，否则，味同嚼蜡，不会有人看的。当时，他手头资料很少，仅仅只有一份友人送给他的五页“八行笺”。这份五页“八行笺”是一位真正的蒋介石的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回香港后写的，上面记载的情况是他奉蒋介石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有了这几页材料做为“骨架”，再根据蒋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资料作参考，便开始写《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他翻阅了大量关于蒋的若干书籍和资料，案头堆积如小山。但是，牵涉到蒋介石德行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蒋逛窑子是尽人皆知的，不写出来，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蒋介石”，蒋的形象也就会单薄，不够“立体化”。尤其是蒋在上海做生意这段时间，还没有大发迹，没有记载，时间又过了那么久，资料委实难寻。唐人每日在街上奔忙，找遍大小各书店、书摊，经常是空手而归。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石印的楷书文言《三十年歇浦沧桑录》。这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怀旧兼导游的小册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与蒋在上海做生意那段时间恰好吻合。这本小册子上对上海当时的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都记载得相当详细，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据。事有凑巧，文章在报纸上连载之后，又接到一封具名罗高的来信，说蒋介石逛窑子时，他偶也在场，可以提供材料。唐人大喜过望，当即找到了这位年过九旬的老先生。此人原是中国第一代小说家包天笑老先生，他当年在上海《晶报》工作，由于业务上的需要，按照时俗，有时也到高级妓院去应酬，所以时常见到蒋，但不能成为朋友，因为蒋当时还没有发迹，与包老先生比较起来，还是无名鼠辈。包先生不仅指出文中之误处，还提供了外人从不知晓的材料，排除了写作《金陵春梦》中最恼火的障碍。

《金陵春梦》出版后，在读者中的反响远远超过《侍卫官杂记》，但香港某些亲蒋分子极为不满。唐人的案头上偶尔也收到几封匿名信，有恫吓的，也有威胁的。唐人只是付之一笑，他说：“我不怕，因为我描写蒋介石的全是事实，没有冤枉他。”

一天，唐人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位从台北来的老友要会他，约好到报馆后的大同酒家楼下饮茶。席间，这位老友有意把话题引到《金陵春梦》，他问唐人为什么要写这部书？是不是为稿费而写作？是不是蒋介石与他有私仇？唐人说：“我确为生活写过稿。但写《金陵春梦》却不是这个目的。我与蒋家没有什么私仇，写《金陵春梦》决非私人攻击。如果贵总统能以大局为重，以中华民族5亿同胞利益为重，马上宣布国共和谈，中国统一，那我一定另写蒋的情况。”临别时，他还要那位老友转告蒋经国先生：“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要太固执了，希望让我有机会为他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圆的小说。”

这是唐人实实在在的心里话。他盼望祖国早日团圆，结束内战。几十年以来，这位爱国老作家笔下的作品，无论是《金陵春梦》、《伏牛山恩仇记》、《北洋军阀演义》、《大地沉浮》、《蒋后主秘录》，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唐人的艺术造诣很深，同时又是一名勤奋的高产作家。一次，有人问他已经发表的作品有三千万字否？他笑笑说：“那不止，你算算，我从31岁开始写《金陵春梦》起到50岁的20年当中，每天平均写作一万字，这就有七千多万呢！当然这其中有些不是文学作品，是报上需要的论述和报道。”他说，他曾经用过50多个笔名，在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和香港已出版了中长篇小说有50部，还有35部将要整理出版。除此之外，还有已拍摄的电影14部和几部戏剧。

在用笔名“唐人”发表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金陵春梦》。

（摘自《湘江文艺》1981年第1期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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