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节育诊所的大门

我曾在荷兰学医，那儿的节育诊所已有了三十八年历史。这段学习生涯，使我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节育指导。我的妹妹也是个护士，她可以当我的助手，但是纽约州的刑法规定，只有医生才可以传授节育知识，而且只有在防抬某种疾病时才可以这样做。这里所谓的疾病，就是指性病。我希望能把这条法律条文的解释放宽一些，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妇女免于因生育过多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不是医生，对任何人传授节育知识就是非法的。但我觉得，如果让妇女掌握生儿育女的科学知识也算违法的话，那末这条法律本身便是应该违反的。

在布鲁克林，我选择了布朗斯维尔区。那儿又脏又穷，拥挤不堪，居民都是辛劳的男女工人，他们的贫穷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获得节育知识。有一位热心的年轻人与我志同道合，从芝加哥赶来帮助我。

我们总算在安波依街46号找到了一位好心的房东拉宾诺维兹先生，他底层的两间房愿以每月五十美元的代价租给我们。我们买了些廉价的家俱，拉宾诺维兹亲自动手，花了两个小时，把房间漆得雪白，一尘不染。他说，“有点像医院了。” 我们散发了大约五千份传单，上面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系犹太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写着：

母亲们！

您养得起一个大家庭吗？您还想再要孩子吗？如果不想要，何必再养呢？

别杀害小生命，别冒性命危险，但要事先预防

要了解安全可靠的知识，请上布鲁克林安波依衔46号，找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请转告您的朋友和邻居们。

欢迎诸位母亲光顾

人们会来吗？当然会来！什么也阻挡不住她们！

第一天开张，门前就站着一排妇女。当天，就接待了一百多人，以后从早到晚，来人不断，既有犹太人，也有基督徒。妇女们从老远地方赶来（报纸的报道，为我们作了宣传），为了要来听一听生育的“奥秘”，她们本来以为这种知识只有有钱人才可以掌握，而穷人是无缘与闻的。

我和妹妹每次向八名妇女讲授避孕技术。病史都记录在案，如果我们的工作将来有点成绩的话，这些记录将具有根高的科学价值。

这些妇女每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有一个说她养了十五胎，只有六个活着。“我今年37岁，可您瞧瞧我的模样，就像有50岁了！”还有一个已生了八个孩子的妇女又怀孕了，她已经堕胎两次、流产多次。她家务劳累，还要到那种挣钱很少的小作坊里去制帽子谋生，她精疲力尽，神情沮丧，有点神经质。我对她们满怀同情。

不过碰到的也不尽是伤心事儿，也经常遇见兴高采烈的采访者。一位杂货商的老婆顺道走进来祝我们好运气，一位德国面包商给我们送来炸面饼圈，他老婆把我们的传单散发给每个经过他们铺子门口的过路人。当我们忙于工作，没时间出去吃饭时，拉宾诺维兹太大便会走过来，说：“如果我现在拿点热茶来，您能不能叫她们等一会？”

到第十天，一个衣着整齐、脸色铁青的女人穿过等候着的人群，走进我房间，盛气凌人地说：“玛格丽特。桑格，你被捕了。我是警察局的。”三名警察缉捕队员（缉捕队的主要职责是取缔卖淫和醏齤搏等非法活动）立即出现了。他们把来就诊的妇女们赶在一起，叫她们排好队，把她们当成妓女似的对待。妇女们哭了起来，她们手中的孩子也哭了。诊所里一片混乱，像个疯人院。“袭击者”还没收了我们四百多份病史和一些宣传材料。我据理力争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们放走了这些可怜的母亲们。这时，一传十，十传百，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大街。报馆记者和摄影师也挤在人群中。出于自尊心，我拒绝坐进囚车，坚持步行一英里到法院去。我走在“袭击者”前边，后面跟着一大群围观者。

当天晚上，我在雷芒德监狱过了一夜。牢房之污秽，令我终生难忘。被褥又脏又臭，我只得用大衣把身子裹紧。蟑螂在四周乱爬，一只老鼠从地上穿过，吓得我大叫起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我的保释手续才算办妥。我走出监门时，看到那个生了八个孩子的妇人，她一直守候在那儿。

我马上重开了诊所。可是这一回，警察局逼着拉宾诺维兹写了收回租赁的文件，理由是我“蛊惑人心”。我再次被捕。这次坐进了囚车，当车开走时，我听到一声尖叫———位妇女一面推着童车，一面哭喊着：“回来呀！回来救救我哪！”正当我陷入失望和屈辱的深渊时，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和同情的手。有人向我提供法律帮助，医生们也群起支持我们。同情者们甚至还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了一次声援大会。

对我的审讯于1917年1月29日在布鲁克林举行。约有五十名母亲来法院旁听。她们对着我微笑、点头，设法鼓舞我。

起诉书言词激烈，咄咄逼人，使我十分惊奇。因为在我看来，法院是荒唐透顶、毫无理由的。我决不会否认我曾传授节育知识，我的确是故意违反这条法律的。

来自布朗斯维尔的母亲们一个接一个被传作证。地方检察官问道：“你以前见过桑格夫人么？”

“见过，在诊所里。”

“你为什么到那儿去？”

“求她帮我别生娃娃。”

“你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了么？”

“得到了，谢谢。那挺管用的。”

法庭辩论进行了好几天。

最后在一个冬日，法官约翰·富雷希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所关心的，是维护法律，依法办事。现在，既然这条法律条文依然存在，”他转向我的律师，“这位夫人愿不愿意在此作出承诺，保证遵守这条法律？”

他转而问我道：“你怎样答复，桑格夫人？愿，还是不愿？”

顿时，整个法庭变得鸦雀无声。

我尽量一字一顿地说：“我不能保证遵守我所不尊重的法律条文。”

紧张肃穆的气氛一下子冲破了。妇女们鼓掌欢呼。法官要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他宣布：“本庭裁决：监禁你三十天。”

从法庭的一角，传来了一声尖叫：“可耻！”

第二天，我被移送到州监狱。狱中的囚犯——妓女、扒手和窃贼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听说过我的名字和关于节育的事。有一个女人要我向她们讲讲“性生活的卫生常识”。于是我坚持进行宣传，还教几个年轻姑娘读书写字，还坚持写作，为推进节育运动预作筹划。

3月6日我获释。我一生中没经历过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了。当我走过宽阔的装着铁栅栏的门厅时，门外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在面面前，站着我的朋友们与同事们，他们齐声高唱着气势磅礴的《马赛曲》。在我身后，那监狱的铁窗后面，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们，她们也在为我放声歇唱。

布朗斯维尔案件，经过多次上诉，终于在1918年1月8日作出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纽约州上诉法院虽然仍确认先前对我的判决合法，但是法官弗雷德列克·克雷因对这条法律作了较自由的解释，实际上允许医生“为健康原因，对已婚妇女传授避孕知识。”这样，医生们再也不用担心会因传授节育知识而被吊销执照了。这一决定，导致美国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都对妇女进行节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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