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三毛的《橄榄树》，知道她的《撒哈拉的故事》、《万水千山走遍》……知道她的心和她心中的天室……

我读过她的《故乡人》。

在西班牙时，她的丈夫荷西在奈及利亚上班，三毛一个人住在岛上。她的朋友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三毛就开车带朋友去他妻子的墓地献花。朋友是个残病人，三毛把他的轮椅推上石阶，让他静静地望着墓碑上他妻子的名字，默默地亲密地和妻子对话。三毛自己就在墓园里漫逛。她仔细地看着一块一块墓碑，有一次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发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曾君雄之墓。三毛禁不住动了怜惜之心，不知不觉蹲下身子。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她拿出化妆纸，细心地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碑石，然后轻轻地走回去蹲在朋友的轮椅边，问：“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给他一朵呢？”她从朋友的妻子的花瓶里分出一束花，放在曾先生的墓碑旁，心中默默地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我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我就算代表你的亲人吧！”

此后，她又去过几次墓园，都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束花，陪伴他坐一会儿，才推着朋友的轮椅回去。

之后，三毛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写道：“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为去完成这份工作的。”

果然，曾先生的亲属通过报社与三毛联系了。曾先生是他们的兄弟，他在西班牙失踪了，不知他已死去。他们很感激三毛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可是三毛的心绪却非常伤感：伤感自己带给了人家一个心碎的消息。她没跟他们联系。但只要三毛回到加纳利群岛，她总是顶着酷热，骑车去墓园，在曾先生的碑前放上一束花，替他擦亮大理石墓碑。因为失了曾先生台湾家人的地址，三毛在报上告知：“如果你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在墓前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上坟的事，不必再挂心了，我一定会去的。”

合上《故乡人》，我心中一阵怅然。忽然想起今生来世天老地荒一类的故事。死又有什么呢？哪怕做个异乡人。有朝一日我成了曾君雄君，在青草和石碑之间，看见一位手捧玫瑰花的女人，浑身上下闪着人世间的洁辉，向我走来，那就是你了。三毛，死又有什么呢？哪怕做个异乡人。

荷西死后，人们愿三毛再婚，再有个爱她的丈夫。她是作家，但她首先是个女人。她应该拥有自己完整、独立和美满的婚姻。她太累了，应该有个自己的家。

可是，“这个社会，请求你，给我一份自己选择的权利；请求你，不要为着自己一点蝇头小利而处处麻烦人……不要强迫我回信，不要单个的来数说你个人的伤感，要求支持……不要转托人情来请我吃饭……”三毛写了《野火烧不尽》，这样说。这篇稿子，母亲不许她发表，她怕女儿得罪人。

发了《野火烧不尽》之后，有三次三毛到彰化演讲。在灯火灿烂的舞台上，她忘了疲惫，忘了饥饿，微笑着走出去，对着黑压压的人，讲真诚，讲互爱，亮出了曾经痛哭长夜的自己，现在已不是被忧伤压倒的灵魂了！

演讲完了，第一排有个女孩子，一拐一拐地走向三毛。女孩的左手弯着，不能动，右手伸向三毛，递上来一只小皮套子。

“你要送给我什么呢？”三毛问。

“一颗印章。”女孩笑着说。

“刻什么字？”三毛喊着，双手伸向女孩。

“‘春风吹又生’。我自己刻的——给你。”

一刹那，这句话刻进了三毛的心坎。她看着这个行动不便、只能动一只手的女孩子慢慢走回位置，全场两三千人给她报以响彻云霄的掌声。

曲终人不散。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像一株株小草，连成一片无边无涯的青青草原，恍惚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也是这个时刻，三毛又一度看见东升的朝阳，在宁静的露珠里光照了自己！

她在《朝阳为谁升起》中写道：“尘归尘，土归土，我，归于了我们。悲喜交织的里面，是印章刻给我的话。好孩子，我不问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我。”

将飘忽不定的生命，自觉地扎根在博爱中；把个体、孤寂的自己，主动地溶入大众里。三毛这样做了，一点一滴地这样做了。中国有句古话，叫“文如其人”。在三毛身上，我确确实实看到了光辉灿烂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化在美好地延续，听到了自由平等的温馨甘美的歌，触到了和我同样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一个个同胞的拳拳中国心！

活下去！活下去！带着你特有的热情和冷峻，带着你的激情和温存，带着你的幸福和悲愁，活下去！活下去，这并不完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