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是从国外引进的，到现在还不足100年。

最早采用新式标点的杂志是《新青年》。该刊在1918年5月号上，除了全部改用白话文外，还采用新式标点，造成很大影响。

倡导新式标点的人，首推陈望道。他在1918年5月，用文言文写了《标点之革新》一文，发表在《学艺》杂志第3卷上。不久，他又写了《新式标点的用法》，发表于1919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1至5号上。

另外，主张全面引进标点符号的，还有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他们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19年11月29日向政府提出一份《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教育部即于次年2月，以第53号训令的形式通令全国采用、推广。鲁迅对采用新式标号符号不仅拥护，而且在作品里卓越地加以使用。

在中国推广新式标点符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受到顽固派的拼命抵制，他们硬说惊叹号（!）有什么好，放大了看像炮弹，缩小了看又像细菌，以此贬损标点符号的功用。翻译家林纾曾用文言文翻译过100多部外国小说，竟也抵制新式标点。当遇到外国文字中的省略号时，他宁可以“此语未完”夹注在译文中，而不肯直接采用符号“……”。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回顾推广标点的艰苦历程：“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有些新文学作家在使用省略号时往往任意延伸，有的竟长达大半页，全是小点点，好像有什么神秘似的。鲁迅在《“……”“□□□□”论补》一文中嘲讽道：“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

标点符号在文章里虽然重要，但当时的出版界却不重视它，在支付稿酬时，一定要把标点和空格从字数中扣除，不给稿费。有一次，鲁迅应约为某书局翻译一本书，事先探知出版社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的稿酬，于是干脆把已脱手的译稿从头到尾地连接起来，不让稿纸上有一个空格，既不分章节、段落，也不加标点符号。

译稿寄出没几天，书局就把它退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要求分出章节、段落，再加上标点符号。鲁迅复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符号，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数了。”那家出版社没有办法，只好采纳了鲁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