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陈汤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前36 年的秋天,由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率领的四万汉军,分兵两路,一路顺大漠南缘,另一路由北穿乌孙境至伊塞克湖,在康居与匈奴郅支单于的军队对峙．在汉军营地,可以“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

这支会列布“鱼鳞阵”的军队引起了历史学家极大的兴趣．因为“鱼鳞阵”一说,在中国古籍中是绝无仅有的记载．要将军队列阵布局成为鱼鳞状,需经高度的组织训练并有相应有阵列条规来指导．这对于任何游牧部落或其他未开化民族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象匈奴人这样的游牧部落,打起仗来多凭借勇敢,一拥而上,往往无章法可循．而布局周密的阵列只有在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中方可实现．于是,这支训练有素、会摆“鱼鳞阵”的军队就成了一个始终未解的谜。

1955 年,英国牛津大学学院研究员德效蹇(H·H·Dubs)教授,有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人在郅支都城见到列于城门两侧的是典型的罗马阵列——龟甲型攻城阵,这种阵列其他军队不曾用过,他们使用的是长方形盾板,其正面呈圆凸状,手持盾板上端的士兵并肩站在一起,这种景象若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平视绘画者看来,必然极似鱼鳞．1957 年他在《希腊与罗马》(GreeceandRome)刊物第2 期上发表了长文《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认为甘延寿、陈汤在这次战争中斩郅支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凡1500 余人,生擒145 人,降虏千余人,并将这些人分配给了派兵助战的城廓诸邦15 国．德效蹇断言上述一百四十五人即布以鱼鳞阵的“百余人”,因为145 名罗马人并未投降,当他们见到郅支被杀后,即停止了抵抗,并且很可能仍然保持其难以攻克的队列．他们也可能自愿选择降服于中国人．于是,他们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之中,该城就以汉代对罗马国或罗马人的称谓“骊靬”命名．他还从文化语言学上加以论证．“骊靬”一名,是希腊Alexandria一名的缩音,本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因为中国人无法分清罗马与亚历山大两个地方．《汉书·地理志》称: “骊靬莽曰揭虏”,即王莽篡汉帝位后根据孔教“正名”之训,将骊靬改为“揭虏”,可以理解为,一为“攻城之战中俘虏之夷敌”,二为“夷人聚居繁衍”．也从另一侧面证实,这确是中国俘虏了这些罗马军团的兵士并将他们集中于靠近西部边境的这座城使其戍边．这座中国境内的的罗马城,到公元746 年西藏(吐善)人占领之前一直存在着．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曾考察过这座城中居民对该城名的奇特发音,认为当地人将该城中国名称中间的两个音合并为一个音,读成Liakh-ghian,他们很可能是用那种方法来表达A1exandria 这一词中X 的发音,因为这个音在汉语中是没有的．澳大利亚专家戴维·哈瑞斯为搞清这一支会摆“鱼鳞阵”的外国军队下了大量的功夫,得出了与德效蹇教授相类似的结论,他所掌握的材料表明,公元前60 年,罗马的庞培因征战有功而受元老院的褒奖．但当他以一个普通市民身份返回罗马时,他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恺撒和克拉苏这时与他联合互助．形成“三头同盟”．公元前55 年,出任叙利亚总督的克拉苏因为缺乏罗马人所敬重的军事上的建树,不顾手下将领的劝阻,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分元前54 年,他率4.2 万人的军队入侵帕提亚．帕提亚军在卡雷(Carrhae)迎战．帕提亚军主要以阵地弓箭手组成,他们包围了罗马人,发箭如雨,经久不断,帕提亚骑兵在罗马步兵的冲锋之前便开始撤退,并在坐骑上向后张弓放箭,致使罗马人束手无策,他们唯有组成一方阵,立盾牌于方阵四周．这是一典型的罗马战术队形,即迭锁盾龟甲形攻城阵(testudo),而帕提亚军却从盾牌的上方及下方射入利箭,杀伤大量罗马军,克拉苏在这场战争中被杀,罗马军2 万丧生,1 万被俘．有近1／4 的士兵逃至叙利亚．一支部队则由克拉苏的儿子率领,经过10 多年艰难曲折,成为北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 年汉军与匈奴一战之后,他们消失在中国境内。

然而,1962 年著名的史学家余英时在其英文著作《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一书中对德效蹇的论点予以驳斥．他提出依照汉朝制度,设县至少要有几千人口,145 名罗马军不可能设县．德效蹇的推测根据不足,他可能是受了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误导．台北专门研究秦汉史的学者邢义田也认为以上两说,谁是谁非很难认定。

1989 年澳大利亚的戴维·哈瑞斯再度来华,寻求破谜途径．他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关意权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前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合作,在一份公元前9 年的地图帮助下,已确定了“罗马城”位于兰州西北约300 公里的永昌镇附近．并准确地找到了这处废墟,至于谜案的最后解开,我们还有待于确凿的考古证据．(邹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