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言之，在雷思齐的河图及筮法中，宇宙生发表现为既流转又不迁。流转是一引展过程，不迁则是道体之恒常。万物皆赖道以生、以成。道既有生成，同时又永恒存在，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合一。一方面，生成的展开是在时间中进行的，道是一种历时的自然流变，不可指定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方面为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另一方面，道亦是一种常道，常道一以贯之，不受时空影响，具有共时性的特点，它即存在于事物之中，生成和本体是合一的。宇宙自然的生成变化，体现了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特点，道自然生成万物，不借人力；同时，道生万物，道的主宰作用又得以凸现。雷思齐借河图及筮法表现出来的这个思想，是对当时主流思潮的一个反动。因为形上之道，在儒、佛那里，便多的是一种自我境界。如佛教将人们视为实有的大千世界仅仅当作不断变幻的心识的外化，重视人对自身主体性(佛性)的亲证。参禅即要求主体破除对象，对象从客观时空的真实存在变成了观者的心境，自然作为色相，被赋予了不可或缺的“唯心”意义，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外在于我而“存在”。而儒学在两宋时期，理学、气学、心学、经世致用之学等均以一己之见来把握形上之道，或陈心性修养之术；或发以为刑政，经国纬民，但由于都赋予形上之道以“自我”性，故而都敝于一曲而互相攻讦，成党争之势。

程颐曾对北宋庆历以来持续不断的党争进行总结和反思，认为党争使国家和社会的危机加剧，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政治运作仅仅因为党争而得不到很好贯彻。如对王安石新政，他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所谓空谈误国，即是如此。而这种党争情况的发生，很大原因乃在于各大家均师心自用，妄作妄为所导致。因此，“人化”的自我性如果成为了自是而非彼的代名词，则还不如复归“无为”，以虚代实，顺应自然，以求得一种“和谐”。故经历过国亡家破之辱的雷思齐，意在以“人化”服从“道化”，因为“人化”只不过是自然宇宙“道化”的一个环节而已，虽然“人化”即“道化”，但“人化”不是“道化”的全部，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是人的取法对象，只可能人合道，而不可能道合于人。雷思齐力图突破自我，回归自然。从关注自我到关注自然，构成了当时学术上的一个转向，虽然这个转向没有成为当时时代的强势，但也反映了一部分知识界尤其是道家界人士对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一种回应。

吴全节在《易图通变序》中，曾记载下雷思齐的如下观点：“先生(指雷思齐)尝诲余(指吴全节)曰：文章于道，一技耳。人之为学，将以明斯道也，不明斯道，不足以为圣贤之学矣。”事实上，我们从《易图通变》、《易筮通变》两书中，亦可看出，雷思齐之所以讨论河图及筮法，仍在于提供出一种无始无终、自本自根的宇宙本体之道运转万物的操作模式，目的是突出大“道”的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而雷思齐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道家老子的思想是《周易》的早期源头，由于“老子自西周传授孔子造易之原”，才有了孔子《易传》的诞生，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的核心意旨实仍涵老子《道德经》的思想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