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要探究隐逸思想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古代隐逸思想主要产生于农耕经济文明，一方面，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农耕生产方式，为道法自然的老庄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可以使人“遁世而独立”，为隐士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性。

再者，隐逸思想又是中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统政治的特殊产品。是这种政治排斥、抛弃文士，与文士疏离政治的产物。一方面国家政治控御范围和控御力愈来愈广大，文人的社会价值逐渐变为只有投身于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无论是政治抛弃文人，还是文人疏离政治，对于文人的价值实现来说都是残缺的、不充分的。此外“家天下”集权体制的专制性不可避免地会抛弃一部分独立性较强、才能较大的贤士，使得他们报国无门。将其排挤到“逍遥于天地之间”的隐士阵营。集权制的家天下不允许在朝的反对派，而隐士阵营实际上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在野派。儒家隐逸思想为文人出世与入世、在朝与在野都提供了理论支撑。

隐士与隐逸思想产生的另一个动因来自于中国文人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人有着普遍的刚直不阿的品格——不为物役、不为势屈。多才与守道是导致文人疏离政治走向隐逸生活的内在机因。

随着农耕经济衰落并逐渐被工商经济取代，人们对贷币、市场的依赖性日强；国家政治体制日趋改革而民主化；儒家思想的变异与佛教思想的世俗化；文人独立品格在货币化生存状态下日趋被最大利益化所消释等等，一句话，随着隐士与隐逸思想产生土壤的消失，古代隐士生活逐渐演变为退休养生生活或投身于慈善事业的自适自乐，隐逸思想逐渐蜕变为追求与自然亲近的自由消闲、颐养天年、山林游乐等名利场外的自由快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