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

这是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对读书的见解。

他认为,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期以来,他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在购书和阅读上一直主张开放一些,不必过于拘泥。

他说: “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能(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都是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所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连,我也主张精读．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两部名著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选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咏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无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生物论、艺术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钟先生的“开放”读书法,实际上就是说,读书也要思想解放一些,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该博的就博,该精的就精,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读,只要对自己有帮助就行．钟先生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和利弊得失讲得很清楚,这对后辈读书者是会有深深的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