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又是诗人、书法家．缪钺先生毕生笔耕不止,育人不辍,是一位深受人敬爱的教育家。

先生治学执教60年,学识淹贯,经验丰富,不少刊物编辑、青年学人,来请教治学之道．先生总结毕生经验,提出三个结合作为治学的蕲向．这三个结合是: 论史结合,文史结合,古今结合．先生阐述说:

“所谓论史结合,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一定要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掌握大量资料之后,再用理论进行分析,提出论点,论从史出,避免＂左＂的教条之弊。

“文史结合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学与历史两种学科本来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所以我国古代优秀学者往往是文史兼长的．治文学的要知人伦世,要研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就离不开广博的历史知识；而历史是人创造的,史书仅仅记载历史人物的表面活动,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则往往在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亦即所谓＂心声＂．由文学作品探索一个人物或一个时代的＂心声＂,对历史的解释更能深透．我在大学教书,既教过文学课,也教过历史课,我作科研也是二者兼顾．我的专著,如《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杜牧传》、《读史存稿》、《冰茧盦丛稿》等,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其中也偶尔有与哲学结合的．”

先生是以文史见长,其实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乃至魏晋的玄学,也都下过相当功夫．《冰茧盦丛稿》即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代表作．是稿中所辑录的20 余篇论文,自30年代初,迄于1983年,长达半个世纪,先生广涉经、子,出入文史,治学道路上的雪泥鸿爪,依稀可见。

先生继续阐述说: “古今结合,又是我国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研究古代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炎武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当时的＂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所以我们治学,也应怀古为今用的精神,不可为古而古．尤其是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我国历史,是要阐释数千年中华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及学术文化之发展变迁,所以更应当具有＂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否则局限于一隅,其成就是不会大的．”

先生不无遗憾地回忆到: “还在30年代,精通中西文学的吴宓先生劝我治学应当兼通中西,多读外国书．在浙大时,中文系主任郭斌和也曾帮助我读西方书籍．可惜我偏爱汉学,未能深通西学．当今世界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还应增加一个中西结合,我的这个教训,尚望后学汲取．”

先生以为治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是树立才学识三长为追求目标。

做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如果只是泛泛浏览,游骑无归,只能“横通”而已．先生以为: “专精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如果根基浅薄,就欲专精,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徘徊探索,即使能写出一两篇文章,略有成就,以后也难以再向深广发展．譬如花树,生长在深山大泽中者,经过长期风霜锻炼,雨露滋润,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能不断开花结果；若在温室培养,虽然勉强开放几朵小花,但很快就会凋谢枯萎,因为缺乏后劲．”先生告诫青年说,做学问切忌急功近利,要有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

唐人刘知几论治学贵有才、学、识三长．就是说,要具备精僻的见解,广博的知识,卓异的才华．当然,同时具有这三长者,颇为不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有志于治学者应以它为追求的目标。

先生还说到,治学要善于借鉴前哲先贤的经验．古人治经,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今人读书,从小学到大学,师长太多,师承不显．不过善学者,在自己的心 目中,还可以树立一二个榜样．先生举例说: “王国维先生没有教过我,也没有当面请教过,他逝世时,我才23 岁,但却是我的一位私塾的师长,深受他的影响．因为王国维学问广博,著述宏富,识解精卓,能利用新出土之文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参证,并运用西方的观点与方法,开辟治学之新领域与新方法．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的著述,常感到他们的文章有灵光闪耀,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而且在治学的途径与方法方面,也获得指导。

先生曾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 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