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时代的自学,对英文、数学之类的学习,主要还是对付课堂教学的．而我真正认真的学习是在课外的自学．我自14 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把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 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为叙述方便,则必须分别言之．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80 余年(指14 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大约14 岁以后,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胸中自有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而不通．若一时对一事思之不通,千难万阻,也要辗转求得解答,以自圆其说．一旦豁然开朗,有所获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西洋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我虽尚无所谓,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我父亲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对外流露贯彻,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充分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6 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或在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1907年左右之事．稍后(1910年)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半月刊或月刊,在日本刊印),革命派上海之《民立报》(日报)都能按期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一个普通中学生难以具有的丰富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