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的拓跋珪在公元三八六年自称为“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权,兼并山西北部的各部落,并进而攻河北省的大部和山东、河南的一部分,掠夺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公元三九八年起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自称皇帝．拓跋氏在河北山东一带掠夺的人口,被强迫迁徙到人口稀少平城附近．这些人口中间有蒋少游那样的通晓多种技艺的工艺家；同时,长期以来在河北一带已甚普遍的佛教,也开始自燕赵一带大量流传到平城,而且随着北魏政权的巩固,发挥了它的作用．明元帝拓跋嗣的时期提倡佛教,“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而来自河北的和尚法果也明确地宣称: 皇帝就是“当今如来”,和尚也应该对他致敬。

凉州(今甘肃,包括敦煌地区)自前凉(公元三○一—三七六年)张轨的时期,佛教已有较大的发展．公元三九七—四三九年占据张掖一带的匈奴人沮渠氏的北凉时期,凉州是很多有名的佛教徒聚居的地区．例如来自中亚、翻译了大量佛经的昙无忏,在麦积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的玄高,玄高的学生玄绍长住炳灵寺,都是凉州有名的和尚．今酒泉文殊山还保存了沮渠氏时期的佛教遗迹．公元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灭凉,徙沮渠氏的宗族及吏民三万户(或作十万户)于平城,据说: “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魏书·释老志》)

太武帝拓跋焘的时期,道教徒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取得皇帝的信任,曾采取排斥佛教——“灭法”的政策．灭法期间(公元四四六—四五二年),佛寺经像被毁,和尚被迫还俗,玄高亦被杀。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于兴安元年(公元四五二年)十二月,下令恢复佛教．在灭法期间隐匿起来的和尚师贤和昙曜,先后担任了统领佛教事务的官职,此官职先名“道人统”,由师贤任之．师贤死后(公元四六○年),昙曜代之,改名为“沙门统”．师贤和昙曜都是当年来自凉州的和尚．在恢复佛教的同一年,曾按照拓跋濬的身材,雕造石佛像,据说,石像的脸上和身上的黑斑,和拓跋濬身上的黑子一样．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又下令在五级大寺,为拓跋珪以来的五个皇帝铸造了五尊硕大的释迦立像,都是高丈六,用了赤金(铜)二万五千斤．这些举动都说明北魏流行的思想是帝王即释迦,佛教和政治在当时是密切结合的。

昙曜作了沙门统(公元四六○年)以后,为佛寺取得剥削农民的权利,向皇帝索取了一部分户口为“僧祇户”(每年纳谷六十斛)及“浮图户”(为佛寺服役并从事生产劳动)；翻译了一部分佛经；而他在佛教活动中最大的工作是主持开造了世界驰名的、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云冈石窟。

文成帝拓跋濬的父亲(拓跋晃)和儿子(献文帝拓跋弘)都信仰佛教,与僧人有交谊来往,并大修“功德”．他的儿子诞生的一年(皇兴元年,公元四六七年)拓跋弘在平城修建了永宁寺,其中构七级浮图(七层的佛塔),高三百尺,据说: “基架宽敞,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不久(公元四六九年前后),又构三级十丈高的石浮图,上下都是用石块按照木构建筑修成的．他在公元四七一年让位给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自己就以皇帝的父亲的地位成为积极提倡佛教的虔诚的信徒．因而,在他的影响下,北魏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大大地发展起来。

孝文帝拓跋宏重视佛教的传播和教义的探讨,他曾在云冈继续修筑石窟．同时他在政治上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到洛阳(公元四九三年)．洛阳自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传道、译经的时候(公元四○一—四一三年)起佛教已盛行,公元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作为北魏的都城,乃成为北方佛教的重要中心。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不仅聚集了一些精通佛教的有学问的和尚,并且在洛阳龙门,仿照云冈,修建了大规模的石窟．龙门石窟的修建工作,在此后五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北魏的皇室,孝文帝的冯皇后,宣武帝拓跋恪,他的皇后胡氏(史书常称为胡灵太后),以及一些贵族,都是狂热的佛教信徒．他们为了死后赎罪并修来世,在这种信念下,佛寺、佛塔的修筑,佛像的雕造,在洛阳以及其他各地,都兴起了一个高潮。

宣武帝拓跋恪在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并于永平三年(公元五一○年)迎置于洛水傍的报德寺．又在洛阳建立瑶光、景明、永明诸寺．瑶光寺有五层浮图,离地五十丈,寺中有尼姑住的房屋五百余间．景明寺和永明寺都有房千余间．景明寺曾被描写为“复殿重房,交疏对雷．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堦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洛阳伽蓝记》)．正光年间胡灵太后造七层浮图,离地百仞．永明寺是为外国和尚建立的,可居三千余人．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按照平城的旧式,在洛阳也增建了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离地千尺,在百里以外就可以遥遥望见．上面有金铎一百二十,金铃五千四百枚,有风的夜晚,铃声在十余里地以外都可以听见．浮图北的佛殿,形制和皇宫的正殿“太极殿”相似,中有丈八金像一尊,中长金像十尊,绣珠像三幅,织成像五幅．因而永宁寺为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的佛教建筑．洛阳城内的佛寺数目,到北魏末,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在河阴之变(公元五二八年)以后,遭到严重的破坏．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所见到的洛阳,已甚衰落,而仍有四百二十一所寺庙．杨衒之曾把他的所见写成《洛阳伽蓝记》一书。

北魏末期(约公元五○○—五四○年),以龙门石窟和洛阳永宁寺为代表的营造佛寺、佛像的风气,蔓延到其他各地,则出现了三万多佛寺,二百万僧尼的畸形现象。

石窟造像的修建,在北魏末期在各地普遍出现,其中有名而且比较重要的,有: 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辽宁义县万佛峡,河南巩县石窟寺,等等．造像碑及单躯的石造像也很多。

公元五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佛寺、石窟、造像等仍在不断继续建造．特别是在北齐夺取了东魏政权以后,在河北响堂山和山西太原天龙山的大规模的石窟修建又恢复起来了．北齐时代开凿的若干石窟都成为隋代石窟的先驱．北周夺得西魏政权,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听取儒、道、佛的三方争辩以后,严格地制止佛教和道教的流传,并制止了大规模修建寺庙．公元五七四—五七七年数年之间,佛教曾受到暂时遏止．麦积山曾保存了北周时期的一些佛教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