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来华是从16 世纪下半叶,即明中叶以后开始的．他们知道,在一个文化悠久、经济力量也还不弱的东方大国,要达到通过宗教以左右中国的目的,不能不用近代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这在耶稣会士写的各种传教记述中就有很明确的自白．当时,在我国传教比较著名并掌握有一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有利玛窦（意大利人,1582年来华,任会长）、汤若望（德国人,1622年来华）等,他们都与在朝做官的士大天如徐光后、李之藻等人有来往,也颇得自万历至乾隆时一定些皇帝的赏识．在他们实现传教目的的过程中,传人的科技知识主要有天文、数学、地学、物理、火器等。

在天文学方面,首先是利玛窦介绍了有关日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较、西方所测知的恒星以及天文仪器的制造等,他还著有《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和《乾坤体义》等（多为李之藻笔述）．1605年,利玛窦在对我国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向罗马教会献策,请派天文学者来中国从事历法改革这件大事,以便进一步开展他们的传教工作．此后,来中国的果然有不少是懂天文的耶稣会士。

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实即元代的授时历）和回回历,因时间已久,误差大．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1610年12月）的一次日蚀,钦天监又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当时虽然已有改历要求,但未实现．崇祯二年五月（1629年6月）,钦天监所报日蚀再一次失验,而徐光启用西法预测日蚀却相当准确．这样,徐光启才被委任主持修改历法工作．徐光启聘请龙华民（1559—1654年,意大利人,1597年来华）等耶稣会士编译天文学书籍,其工作成果体现在《崇祯历书》的完成上．《崇祯历书》完成后,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明室的衰亡,新历法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西方数学的传入主要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等．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来中国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底本用的是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的注解本,全书共 15 卷．利玛窦译完前6 卷时,认为已达到他们用数学来笼络人心的目的,因此没有答应徐光启希望全部译完的要求．关于耶稣会士讲授科学的用意,这里又一次做了很好的回答．虽然如此,《几何原本》传入后,对我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是由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编译的,对我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清代学者很重视该书内容并加以改进,笔算的应用遂即日渐普遍起来．此外,还有《圆容较义》和《测量法义》等,前者是一部比较图形关系的几何学,后者是关于陆地测量方面的著作。

至于计算工具,传入我国的主要有耐普尔的算筹和伽利略的比例规．世界地图是利玛窦进入我国传教时传入的．他从澳门到肇庆后,就根据绘有五大洲的西文世界地图制成一幅较原图还大、用汉文注释的世界地图,该图由岭南西按察司副使王泮刊印,赠送要人．该图以后在南昌、南京和北京又重绘和修订过多次,经刻版或上石的至少有8 种,形状或为一椭圆形图,或分东西两半球图．其中以1602年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最为完善．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这幅椭圆形的世界地图中,特意把南北美洲绘在亚洲的东面,这样中国的位置就在地图中部了．利玛窦精于数理,在我国已注意各地经纬度的测量．他测得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相当精确,因此能顺利地编制新图．他在改绘世界地图时,把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有关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即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尼加——指南极的地方）的知识,地球说和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划分等传入中国．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但完全能接受的人不多．图中译名如亚洲、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古巴、加拿大以及地球、南北极、南北极圈和赤道等一直沿用至今。

西方光学知识的传入是从汤若望《远镜说》开始的．书中介绍了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和原理．对于光在水中的折射现象、光经凸透镜以放大物像等都有解释。

关于西方制造火器的技术,当时有一部带有保密性的书叫做《火攻奇器图说》,此书来历已不清楚了．明末清初,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汤若望和南怀仁都奉命设计铸造过铳炮．明末铸造有1,200 斤重和几百斤重的火炮,但数量都不多．崇祯十六年（1643年）完成的著作有汤若望口授、焦勖笔录的《火攻揭要》,内容包括各式火炮的铸造法、运用法、安置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等．清初南怀仁编译的《神武图说》,叙述了铳炮的原理并有附图．此后,我国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提高。

火器传入后的情况是这样,西方科技知识传入后总的特点也是这样．其中只有天文和数学发展的情况与此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朝政权很快衰亡,封建统治者对科技作用认识有局限,社会发展缓慢,不具备科学技术大踏步前进所需要的条件．具体到各学科,当然还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地学,在当时明清战争的政治环境和闭关自守、抑制工商的政策下,地理视野很难开阔,地学的实践积累极少,地学知识离开了广泛与深入的实地考察与研究,是难以得到发展的。

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一方面传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科学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写回去的报告、书信、专著,以及他们带回的许多中国典籍,对西方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哲学思想对于18 世纪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过作用．在科学技术方面,例如我国的园林建筑技术,于18 世纪中叶传到欧洲后,对英、法、德、荷兰等国的园林建筑都发生一定的影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著有英国的园艺专家钱伯斯的《东方园林论》和德国人翁则尔的《中国园林论》．又如我国天文学中的宣夜说传入欧洲,促进了西方水晶球说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