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部在中国失传1300多年的书，但它却始终牵动着一群人为它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它是一部被中国政治界和文化界称为千古秘笈的书，一千多年来，许多人知道它的名字，却因为难得一见而抱憾终生； 2011年6月，当它历尽曲折，重新出版，再次出现在人们案头，仅仅半年后，就引起中国高层和学界的重视，被党校定为学员必读教材，被学者大德称为能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瑰宝……

1996年初春，日本东京，正是樱花怒放的季节。此时，已年过八旬的中国著名外交家、原外交部副部长，此时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的符浩先生，再次来到日本。此行，符浩并不是来完成外交使命，而是来了却自己的一桩特殊心愿……

符浩就出生在礼泉县一个世代种田谋生的穷苦人家。10岁时，符浩入私塾读书。在礼泉这个外表简朴贫穷，而内心激荡着英雄情节的地方，符浩从小听到的就是关于隋唐英雄的传说和贞观盛世的奇迹。他心灵向往的就是中国古代济世救民的境界。在私塾先生所教的课本中有一部分叫《诸子治要》，符浩知道了在贞观盛世，有一部书叫《群书治要》，正是这么一部《群书治要》是大唐治国的理论指南，是开创大唐百年盛世辉煌的思想基础。《诸子治要》正是《群书治要》的一小部分，而《群书治要》早在大唐覆灭之后，已经焚于战火，失传了。在符浩心灵深处，从此铭刻下一个名字——《群书治要》。今天，在60多年之后，在异国他乡，他终于快要见到这部让他牵挂了半个多世纪的奇书了！因为，一位日本皇室成员答应，要把日本皇宫收藏的《群书治要》影印，并送给他。这个消息，让这位身材高大，平静沉稳的老人，激动得坐立不安。他焦急的等待着……

回溯1300年，公元7世纪，大唐贞观初年。由魏征、萧德言、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中国顶尖级的学问大德来编写一部书，如果编得没有水平，那才是咄咄怪事。于是，经过五年呕心沥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匡政辅政为主要职能的综合性文化典籍《群书治要》编纂成功。

《群书治要》取材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这些话读起来有些拗口，它的意思是说，《群书治要》从六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与《春秋》，和四史，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以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中选择素材，它选材的时间是从五帝时期开始，一直到晋朝结束。魏征他们编书的宗旨是，为治国服务，劝导皇帝和官员从善如流。他们在编辑过程中，是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选择了六十五部，编成五十多万字的《群书治要》。在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群书治要》失传。从唐以后的历朝史书中，《群书治要》已不见记载。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已经只存目录，而没有内容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群书治要》受到日本皇室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瑰宝。 成为治国的重要参考。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北条实时，爱好学问，善收藏、书写、校刊，因其喜好藏书，建立“金泽文库”，将许多珍贵书籍收藏其中，得以传世。他在发现《群书治要》后，便收藏在“金泽文库”中，《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此后，天明本《群书治要》一直在日本皇室收藏。

时光再回到20世纪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日本皇室成员送来天明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影印本。这天夜里，符浩先生终于等来了，当他看着满满两大箱《群书治要》影印本时，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符浩先生将装着《群书治要》的两只大木箱空运回国。尽快组织人对这部千古奇书进行断句、标点、校对、翻译。让这部著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参考。最终由香港的国际炎黄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由香港国际炎黄出版社出版的《群书治要考译》一书正式问世。印数1000册，属于自费出版。后发现这部书存在许多翻译和出版上的瑕疵。便开始进行更正和修订，并决心不让这部中华民族的伟大著作再次湮灭。经与北京出版界联系，最后，交由团结出版社出版。2011年6月，《群书治要考译》一书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2011年9月，国家领导人在相关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