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彖传》开篇就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对乾卦卦辞所作的解释。根据朱伯崑先生的研究，这种解释包括两套语言：一是讲筮法，即解乾卦之象和卦辞；一是表达作者的世界观。其筮法语言，这里暂且不论。就其哲学意义说，意谓：伟大呀，乾元，使万物赖之以创始化生，并且统贯于天道变化的整个过程。这是对“元”的解释。下文“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是说，如同云行雨降，滋育万物，流动而成形，故其德为“亨通”。“大明”指日，“六位”，一说谓上下四方。是说，如同太阳有出有入，六位由此而成，并且因时而乘六龙驾御于天空。这也是对乾卦“元亨”之德的进一步解释。下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则是对“利贞”的解释。“乾道”即天道，指天时气候变化的法则。“保合”即保全。“大和”即太和，指最高的和谐状态。意思是说，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万物因而具有各自的禀赋，成就各自的品性；能够保全天时节气的变化极其和谐，风调雨顺，则万物皆受其利而归于正，这也就是乾卦所谓的“利贞”。如果具备以上所说的“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就可以促使万物繁庶，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所以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可以看出，这是以“保合太和”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理想。这与《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是一致的。

《易传》所提出的“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就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说，《易传》提出了“与天地合德”说。《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意思是说，圣人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其德行就可以与天地、日月、四时的变化相一致。先于天时而行动，对自然加以引导开发，自然的变化也加以顺从；于天时变化既已发生之后而行动，又注意适应。这就是“与天地合其德”，即与自然相协调。其所谓“顺天休命”，“应天时行”，亦是此意。就人与人的和谐说，《易传》又提出了“天下和平”说。咸卦《彖传》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象传》则讲“君子以容民畜众”(师卦)，“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卦)；又云：“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交相爱也”(家人卦)。《系辞传》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能做到同心同德，家人和谐，“正家而天下定矣”。就人自身的和谐而言，《易传》则提出了“崇德利用”思想。《系辞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义”即义理，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如《说卦传》所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即是说，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深刻理解其神妙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器用，身有所安，也即改善物质生活，是为了提高道德境界。除此之外，皆不必追求。而穷尽事物变化的道理，就是最高的德行。照此所说，是认为，改善物质生活与提高精神境界，是人类生活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不能有所偏废。所以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广业也。”(《系辞传》)崇德广业，身心和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如豫卦《彖传》所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朱子《周易本义》注曰：“雷出地奋，和之至也。”照朱熹所说，雷出地奋，作乐崇德，天人协恰，就是最佳的和谐状态。

然而，要达到此种最高的和谐状态，《易传》所强调的是“保合”。就人效法天道的层面而言，这里似乎隐含着一种观念，即通过人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全，不断地进行调控，使之得以长久保持，从而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和平”的“和之至”的局面。正如泰卦《象传》所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裁成”即加以裁制完成。“辅相”即遵循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以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使自然与人类相互谐调，共同发展。屯卦《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即象治理乱丝一样，理出头绪，使之由混乱无序变为有条不紊。裁成、辅相、经纶也即“保合”，都是强调只有通过人为的努力，方可达到最高的和谐状态。

当然，《易传》所提出的“太和”价值理想，并不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也不是无原则的混同。相反，它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事物既存在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存在对立斗争的一面，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矛盾、对立、斗争、冲突的一面往往更令人触目惊心。所以，《易传》将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加以概括；并强调“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即阴阳，认为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完全是由于其本身存在的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甚至，“阴疑(拟)于阳必战”(《文言传》)，阴阳相争，两败俱伤。也就是说，当阴阳两种势力相互配置得当，协调相济，形成一种优化组合，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从而使事物得以亨通；相反，如果配置不当，阴阳失调，刚柔乖异，就会使和谐的局面受到破坏，以至于发生冲突，从而使事物阻塞不通而出现危机。因此，《易传》要求圣贤君子，既要处理好同中之异，“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卦《象传》)，和而不同；又要妥善处理异中之同，此即《彖传》所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总之，要以“保合太和”，使阴阳两种势力保持最佳的和谐状态成为其价值理想。

《易传》所提出的“太和”理想，受到历代易学家们的重视和阐扬。帛书《易传》认为阴阳各有其长，各有其失，不可“亢龙”太过，“恒动不中”，“久静不动”，而主张“柔而反于方”，“刚而能让”，“知毋过数而务柔和”。只有“天地相衡，气味相取，阴阳流井，刚柔成□”，方能达到“和之至”的状态(《衷》)。宋代张载以阴阳二气的气化过程处于高度和谐的最佳境地为“太和”，并以《太和》作为其《正蒙》的首篇之作；明末王夫之则以阴阳二气相互吸引，不相悖害，浑沦无间，融为一体为“太和”，此即所谓：“阴阳异撰，而其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也。”(《张子正蒙注·太和》)强调“仇必和而解”(《正蒙》)，“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周易外传·说卦》)，认为只有和顺，才能继善成性，和顺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这样，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和谐”就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