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五经之一，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道之本”。中国古代的《尚书》研究起自两汉递至明清。近代以降，随着历史和学术语境的巨大转变，《尚书》研究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清代朴学的研究方法得到继承和发展，重视审音识字、考辨文义；另一方面，甲骨文、金文等新出土材料以及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学科被引入《尚书》研究领域。总体来说，至20世纪上半叶，《尚书》研究形成了三大派别——传统派、新证派、古史辨派，各派皆有鲜明的治学特点和代表人物。

“传统派”延续了清儒训诂文字、考辨义理的研究方法。“传统派”又分为古文和今文两大学派。古文学派以章太炎为宗，其两部著作《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上援先秦文献，下揽汉魏马融、郑玄、王肃古文之说，融会贯通。弟子吴承仕、沈延国、诸祖耿等人多承章氏治学理念，以古文之说审识句意，辨认特殊文法结构。总体而言，古文学派体现出“发挥文字训诂之所长，充分运用《逸周书》材料与《尚书》相印证，又能以新发现的魏石经《尚书》的古文材料阐发汉古文的义蕴”的治学特点。梁启超作为今文学派的代表，“能够超脱于门户立场，对于今文、古文进行比较客观的学术分析”。梁氏虽无《尚书》专著，却有多篇文章涉及《尚书》的研究，如《禹贡九州考》和《又禹贡九州考》。

“新证派”又被称为“新考据学派”，即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研究《尚书》。王国维作为“新证派”的代表人物，开启了20世纪《尚书》研究的新范式，一方面将清代朴学的考据传统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学术视野，不仅重视传世文献的利用，更注重新出材料的学术价值。他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考证禹及殷之先公先王与商诸臣及都邑。王氏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研究《尚书》的著作，但其成果和观点在相关讲义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及刘盼遂《观堂学书记》，二书互为补充，可见王说之全。于省吾是继王国维之后通过甲金文资料研究《尚书》的巨匠，代表作有《双剑誃诸子新证》《双剑誃群经新证》等，其中《尚书新证》旁征博引、搜罗宏富。于氏善于利用吴大澂开创的运用金文词汇与《尚书》字词比较的研究方法，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尚书》各篇文句词义进行了梳理，纠正了自汉以来的不少误释。

屈万里亦以甲骨刻辞和金鼎铭文考证《尚书》闻名，代表作有《尚书释义》《尚书今注今译》《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尚书异文汇录》等。屈氏治学集中在《尚书》注释译解及《尚书》异文研究两个方面，表现出“以经证经”“以出土文献证经”“以古代典制及习俗证经”的治学特点。陈梦家的代表作《尚书通论》分“通论”“专论”“讲义”三部分，几乎囊括了“尚书学”的所有重要问题。“讲义”选取今文《尚书》中的《甘誓》《汤誓》《盘庚上》《大诰》四篇，结合西周金文，研究《书序》、传本，并训释文字，进而考定各篇时代，方法颇可借鉴。

除此之外，杨树达、郭沫若、丁山、唐兰等亦是以古文字考证《尚书》的代表。“新证派”学人为《尚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大大推动了《尚书》研究的学术传播。

古史辨派侧重辨伪书与考伪史。顾颉刚在《尚书》训释及诸篇年代的考辨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曾编写《尚书研究讲义》《尚书学参考资料》《尚书文字合编》（与顾廷龙合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的弟子刘起釪继承师志，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该书分校释、今译、讨论三部分，是对《尚书》学训诂与考释的重要总结。刘起釪在《尚书》方面贡献卓越，先后著有《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研究要论》等。钱玄同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学者之一。钱氏本出于章太炎之门，后转向了今文学。他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对《古文尚书》进行辨伪，认为六经皆孔子托古而作，进而提出今文亦为伪作。钱玄同的弟子周予同著《经今古文学》宣扬今文之学，态度比其师平实得多，对于了解《尚书》古文、今文的学派发展大有裨益。此外，古史辨派的其他学者也做过《尚书》的考辨与研究工作：余永梁辨析《费誓》、刘节作《〈洪范〉疏证》、何定生讨论《尚书》文法。

在中国《尚书》学史的构建中，20世纪上半叶的《尚书》学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无论是传统派、新证派还是古史辨派或其他从事《尚书》研究的学者，都在充分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可以看到明显的师承关系与传播谱系，客观总结各学派学者的传承脉络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尚书》学研究及相关著作在1949年以后仍有发现，如于省吾的《书简诂》（稿本）、徐中舒在暨南大学所用《尚书讲义》、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所用《尚书讲义》等，皆可用以研究此前的《尚书》学史。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上半叶开创的诸多学派在20世纪下半叶仍有传承，它们在学脉、研究阵地以及理论主张上的承袭与拓展，为我们回溯其前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就目前而言，尚无一部全面梳理总结20世纪上半叶《尚书》学发展的著作，是当前《尚书》学术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对于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的《尚书》学研究，皆有专著或博士论文问世，这就使20世纪上半叶的《尚书》学研究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相关研究可将派别、研究主题及思想主张、理论方法作为20世纪上半叶《尚书》学研究的关键节点，既有以“人”和“书”为中心的“点”的研究，亦有以时间为中心的“线”的研究，还有以“学派”为中心的“面”的研究。这不但有利于全面把握《尚书》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学术价值，也将为当下的相关研究如清华简《尚书》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