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老的影响里边，《中庸》也开始受到关注。比较早期能看到的就是南朝的戴颙，《宋书》记载，他曾为《中庸》作注。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他是汉代以后，个人为《中庸》作注最早的一个人。此前像郑玄，还都是把《中庸》作为《礼记》的一部分来注的。但是戴颙，他专门把《中庸》提出来，为之作注，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表明《中庸》在南朝时代，它在《礼记》各篇里面受到了特别重视。今天讲《中庸》是四书之一，备受重视，那是宋代才有的。宋代以前，一般人把它作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并没有特别来重视它。可是在南北朝时代，开始受到特别重视。戴颙还曾经著有《逍遥论》，《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因为那时老庄和玄学很流行，他注《逍遥游》，说明他应该是在老庄学方面浸润很深。如果跟这个时代的思潮关联起来看，他对《中庸》的理解，可能受到道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庸》的传承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是儒家自己的事，《中庸》开始发挥另一方面的历史作用，就是沟通儒学与佛老。老庄和玄学的人士也开始关注《中庸》，力求在这里面实现一种儒道的融通。所以《中庸》的历史作用，在南北朝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不仅仅是儒家经学传承它、关注它，而且儒家以外的其他的哲学、宗教思想体系也开始关注它。这是值得关注的。

更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他是信佛的人。但是他信佛，主要是在晚年。早期，他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他曾有诗《述三教》，自述说“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周公、孔子，努力学习六经，用“穷”这个字表示他真正下了工夫。梁武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君主，主要因为是他对佛教的虔诚态度。他信佛，经常舍身进佛寺。但是朝中不能没有君主，大臣就得把他赎出来，用很多的钱去赎他，这个钱就归了佛教。他有一部著作叫《中庸讲疏》，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并没有传下来。他的《中庸讲疏》，从一定角度来讲，比戴颙为《中庸》作传注更有意义。因为他在历史上影响大，特别是他跟佛教有很特殊的关系，《中庸讲疏》可以说表达了梁武帝萧衍寻求儒佛会通的一个方式。

梁武帝早年，非常下工夫学习儒学。后来他中年置博士，也还是非常重视儒学的。所以史书说他“洞达儒玄”“修饰国学”。所以他中年以前，对儒学、经学、儒术，非常重视。但是他晚年信佛。我们现在并不能够确切知道《中庸讲疏》是他什么年代写的。但大体上可以推断，他应该不是纯粹以佛教的角度去讲的，应该也不是一个纯粹从儒学方面去讲的。在当时佛教、道教、玄学盛行的南北朝时期，把《中庸》提出来，作为沟通儒学与佛教、道教玄学的桥梁，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因此，《中庸讲疏》很可能也是儒佛会通融通的一个方式。关于儒家与佛老的思想交汇中，《中庸》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个课题在汉代以前是没有的，是《中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它开始承担了一个儒家与佛教、道教、道家思想会通的功能。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玄学家也很重视对《中庸》思想的阐发，像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他对《论语》作了很多研究，他也很重视中庸的思想。他说庸，什么是庸？“庸，常也”。“常”就是不变的，常常、经常、常理，“中和可常行之德也”。郑玄把“庸”解释为“中和之为用”，这是从用中的方面来讲。何晏进一步，认为它是用中的一个常行之德。当然在郑玄的注里也有类似的意思。但是何晏作为玄学家，更重视中庸作为中和常行之德。这说明这个时期，确确实实有各个方面的学者，都关注《中庸》，它已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