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庸。“中庸”这个词也可以分解为“中”和“庸”，在这个意义上，中庸的思想不是到子思才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庸”，特别是“中”“和”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传承有自，有很古老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讲。

第一，《易》之中道。《易》就是《周易》。《周易》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概念是常用的，比如说“中行”，行就是行动的行、行为的行；像“中正”，、“中道”，还有“得中”，这样的概念，在《周易》里面是常见的，其中都有“中”这个概念出现，这就表示在《周易》里面，“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当然《周易》成书不是一时一地一下子形成的，经历一个过程。最早，有些卦爻辞可能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周易》里面出现的这些与“中”有关的观点，代表了至少在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文化对“中”观念的重视、了解。《观》卦彖辞说“中正以观天下”，《豫》卦小象辞说“以中正也”，都强调中正。“中”这个概念应该说在早期，它主要的意义就是中正。《蛊》卦小象辞讲“得中道也”，提出了“中道”的概念。“中道”在当时来看，联系前面说的一些卦辞，其主要含义应该是中正之道。

那么与“中道”、“中正”的观念相连接，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中行”。《夬》卦九五爻辞讲“中行，无咎”，如果你能够中行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灾祸。《泰》卦九二爻辞“得尚于中行”，小象辞说“以光大也”。所以这些在《周易》里面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对“中行”、“中正”、“中道”这些概念的重视。应该说在儒家五经里面，对“中”提倡最多的一部经典，就是《周易》。《同人》卦彖辞也讲“文明以健，中正而应”，等等，类似的表述在《周易》里还有很多。这是从先秦看《中庸》思想的根源，第一部书就是《周易》。那么《周易》里面关于中正之道、中道的思想，最有代表性。

第二，《书》之“执中”。《书》就是《尚书》，《尚书·大禹谟》讲“允执厥中”。“允执厥中”，后人就把它简化为“执中”。孟子说汤“执中”，“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离娄下》）就是说在大禹之后，汤也是讲“执中”的。《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以从尧、舜、禹到汤，很早就开始有这种“执中”的概念。什么是“执中”呢？这个“中”跟前面《周易》所讲的这种“中正”的观念，应该是接近的。但是在《尚书》里面讲的“中”，它更强调中正不偏。《尚书》特别强调“无偏无倚”的思想，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可见，《尚书》里面所讲的“执中”，虽然也包含了中正之道的意义，但是它更具体地表达了“无偏无倚”这样一种“中”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尚书》里面，也把它上升为一种德行，就是说“中”不仅是道，而且也是德。道是根本的原则，比如说中正之道，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在古代的政治文化里面，它是一个基本价值。在最近几年看到的一些出土文献里面，在记载上古历史的时候，都很强调这个“中”，它发挥了价值作用。但是在《尚书》里面，如《酒诰》篇讲“作稽中德”。《周易》讲“中道”，《尚书》讲“中德”，那就是说“中”，它不仅仅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中正之道，它也是人之德，是从天子到庶人的一个基本的德行。在《尚书》里面，“中”字虽然没有《周易》里面出现那么多，但是从它出现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尧舜禹一直往下相传，天子都非常重视这个“中”的把握。“执中”的“执”应该是把握的意思，要掌握住这个中正之道，这个根本的原则。这是上古时代，特别在政治领域，对“中”概念的一种重视。

“执中”是从尧舜禹到汤，都已经非常重视的一个观念。这个“中”不可能跟后来的中庸的“中”没有关系。比如说“执中”，到了后来，大家更多地把它表达为“执两用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发展。在《尚书》里面，虽然有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关于“执中”这个表达，还没有用“执两用中”。到了孔子这个时代，就开始出现“执两用中”的概念，“执其两端而用其中”[⑤]，不走极端。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不偏不倚。那么“执两用中”，当然就有“用中”的概念出现了。从后来的理解，“用中”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因为庸就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就是用中。我们说从“执中”到“执两用中”，到“用中”，到“中庸”，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第三，孔子论“中”。《论语》里面，孔子明确把“中庸”作为重要的德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雍也第六》），至德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德行。这可以说是对《尚书》之“中德”作了明确的发展。《尧曰》篇记述了“允执其中”，这与《尚书》可以呼应。那么《尚书·大禹谟》，后人认为这一篇为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不是《尚书》的原本，可能是后人根据一些残留的片段，把它编成的。但是，《尧曰》篇的“允执其中”，与《大禹谟》的“允执厥中”不是巧合。应该说，《大禹谟》这一篇所组成的资料，它是《尚书》的原始资料的一部分，至少表达了跟《尚书》那个时代的同期思想。所以它能够跟《论语》有这个巧合。但是从孔子开始，我们看孔门论“中”，还有一个明确的发展，除了把中庸作为至德以外，他强调这个“中”的“无过不及”的一面，如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论语》里，孔子还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路第十三》）。一个是进取，一个是有所不为，“不为”就有点不及，“进取”就有点过。孔子还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第十一）。所以在《论语》里，孔子论“中”，不但继承了《周易》的“中行”的观念，而且把这个“中行”与“过犹不及”联系在一起。什么是中行？中行就是过犹不及，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个就是中行。这也可以说发展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说“不偏不倚”的这种思想，不如“过犹不及”在人生实践上我们体会得那么亲切。

在孔子的影响下，《礼记·中庸》之外，《丧服四制》里面说“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是讲丧礼的实践怎么掌握，有一个中庸。什么是中庸？指三年之期。超过了、变成四年不行，两年不及也不行。所以“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也是秉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用“过犹不及”来显示“中庸”“中行”的独立不移、恰好的意义。从《尚书》的“执中”思想，到孔子论中庸的思想，从“执两用中”，到“丧之中庸”，我们看到，“中”不仅像《周易》和《尚书》里讲中正之道的意义，它开始发展出一个新意义，受到孔门的重视：就是它代表一个恰当合理的标准之度，它已经是对度的一个把握和呈现。它是在我们人的生活实践里边，最恰当、最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实践，当然包括政治，也包括人生的其他方面。这表明了“中”和“中庸”的概念，到了孔门这个时代，已经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这是儒家的一种实践智慧。在《礼记·中庸》篇也讲“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的问题，也明确提出这个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