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宗到仁宗这个时代，从智圆到契嵩，与这些佛教大德在推进《中庸》影响的同时，在政治的层面，也出现了一股推动的力量。这个政治的力量是多方面的。科举考试最高是赐进士及第，从北宋太宗时候开始，皇帝往往要赐文给进士。如太宗皇帝赐给进士及弟的就是《礼记·儒行篇》，他们认为在个人修身方面《儒行》有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到了仁宗皇帝的时候改为赐《中庸》，还要宰相在堂上高声宣读。赐进士及第《中庸》，然后受赐者，回去要把它书写在你的壁间，作为座右铭写在墙上。这是风向性的，皇帝赐《中庸》，当然士子都要学习《中庸》。

在仁宗给进士及第赐《中庸》之前的十几年，北宋真宗时代的省试已经开始用《中庸》命题。如范仲淹的省试答题就是“自诚明谓之性”，他也专门写过论“率性诚明”。这个风气从真宗到仁宗已经形成，非常倡导对《中庸》的学习。当时的儒学者像范仲淹，他不仅在考试里边答过《中庸》的卷子，还专门写过与《中庸》思想有关的论文。所以《中庸》在当时很受重视。北宋道学家张载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讨论兵法、研究兵书，关心国家边境的安全。那时候，范仲淹在陕北做官，他就上书去拜见范仲淹，陈述他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主张，结果范仲淹让他回去好好读《中庸》。范仲淹让张载好好读《中庸》，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不应理解为个人的一种偏好，说明这个时代，《中庸》受到大家的普遍重视。但这也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就是皇帝亲自来推行。所以到理学家程颐评论以前赐《儒行》，说“《儒行》全无义理”。显然，他是为仁宗赐《中庸》叫好，认为《儒行》没什么义理，《中庸》才讲义理。

但是仁宗赐《中庸》出于什么目的？这个恐怕跟张载，包括程颐等理学家讲的《中庸》有所不同。因为理学家讲《中庸》是从心性修养这方面讲，但是仁宗赐《中庸》，是出于政治考虑。北宋儒臣邢昺在经学上很有造诣，他有一次在崇和殿，就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当时是真宗时期，真宗的崇和殿壁上挂的是《礼记图》，就是把《礼记》画成画，有讲解，其中就有《中庸》篇。其《中庸》主要取的片段是“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说治理国家的大囧琺有九项最重要的措施。所以邢昺在崇和殿跟真宗讲话的时候，就指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真宗表扬了邢昺，而且接纳了他的看法。所以在北宋，从真宗开始，就已经体现了对《中庸》的特别重视。到仁宗赐《中庸》，当时的关注点应该是治国理政的问题，这与道学家后来重视的心性修养角度是不同的。邢昺是很重要的儒臣，他的关注点跟当时君主对《中庸》的关注点是接近的，他们更注意阐扬《中庸》治国理政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