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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家之《中庸》
类别:儒学初探 作者: ( 字号:   )

在宋代儒学,《中庸》很重要,对道学家更为重要。首先我们看宋代三先生中的胡瑗,他就有《中庸义》;道学的同路人、广义的道学里有重要地位的司马光,也写过《中庸广义》;张载的学生吕大临写过《中庸解》一卷。到了南宋,二程的门人游酢、杨时,都写过《中庸解》。游酢写的《中庸解》是五卷,杨时是一卷,他们都是程门的大弟子。朱熹的朋友石墪,重写过《中庸辑略》,朱熹本身也参与了一些《中庸辑略》完善的工作。除了这些现成的著作,理学家里边,像二程的老师周敦颐,他虽然没有写过《中庸解》,但是《通书》里面贯穿了《中庸》“诚”的思想,所以有人以前也说过,“《通书》者《中庸》之注脚”。道学之《中庸》,贯穿于宋元明清四代,历代的理学家大都都有关于《中庸》的注解。所以一直到清代传下来,大概有几百种《中庸》的注解。如果以晚清作为截止的一个节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康有为的《中庸解》。所以宋明历代的理学家和儒学大家,应该说都有《中庸解》这样的著作,足见其影响之广之大。

到了南宋,二程的弟子都写了《中庸》的著作,当然这些也都贯彻了二程对《中庸》的理解。二程的理解,后来被朱熹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讲什么是中,什么是庸。首先从字义上讲,然后从哲学上讲。“不易”就是常。这是二程关于中庸思想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於书,以授孟子”[24]。这句话就讲《中庸》在孔门道统里面的地位。首先,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孔门专门讲治心之法,那就是说它的重点不是治国理政,而是修心修身,但也不是像佛教所讲的只是修身的,它是从心上做起。子思写了这个书,传授给孟子,所以孟子思想里面也有中庸的思想。第三句话,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囧闔,卷之则退藏於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朱熹写《中庸章句》,在前面先把二程的话列出来,作为《中庸》总的思想的发明。《中庸》首章“始言一理”,总的讲天道、天命、天理;“中散为万事”,讲很多具体的东西;最后合起来,又讲天道、天命。所以“放之则弥六囧闔”,它可以包罗万象,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全部讲到了;收起来,它就是一理,就是《中庸》首章所讲的原理。

接下来就是朱熹了,朱熹著有《中庸章句》。先是他的朋友石墪写了《中庸辑略》,朱熹不是很满意,替他也做了一些完善的工作。在此前后,朱熹自己作了《中庸章句》,他早年就开始关心中庸,很早就写成了此书。但是《中庸章句》真正拿出来给大家看,公开刊行,那是到他59岁,快60岁的时候。同时,拿出来的还有他写的另一本,配合《中庸章句》所写的,叫《中庸或问》。《中庸章句》是对《中庸》一句一句做注解,《中庸或问》是对章句中每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解释,作出理论上的说明。这个说明若都写在注解里边太复杂了,太繁琐了。因为章句注解本身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教本、做教材的,最好比较简明。那在章句这里之所以这么写,不那么写,其中的理由,需要用另一本书把它讲清楚,这就是《中庸或问》。更重要的就是59岁,他把《中庸章句》、《中庸或问》正式拿出来了。过了两年,到他61岁,到漳州做知府,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刊,刊印了合刊本,命名为“四书”。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就叫《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和《中庸》,他写的是《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论语》、《孟子》,他写的是《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合起来就是《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就有了四书的概念。

元代以后,用朱熹对四书的解释出题,用《四书章句集注》作标准的参考书。在儒家的经典学里面,四书就成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它在科举和社会文化,包括在宋元明清儒学发展史上,其地位应该说超过了五经。唐代以前,大家对儒学经典主要关注的是五经。但是到了朱熹,他有一个观点,认为五经好比粗禾,四书好比熟饭,就是谷子带着壳,那是粗的,得把壳去掉,最后才有精米,再做熟了,才是熟饭。也就是说在五经的体系里面,有好多粗糙的壳、麸子,这些都不是精华,四书是精华。他认为四书乃“六经之阶梯”,人应该先学四书。从他的比喻可以看出来,学五经要费很大的劲,先把皮去掉,最后才得到一点精华,这个太费事了。从四书入手,直接可以学习到精华,就可以吃熟饭,而不是拿一大盆谷子,要去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后才能吃上熟饭。所以到了元代以后,四书的地位,就超过了五经,这主要就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而理学家,他们的思想讨论,他们的教育,跟学生的谈话,主要都是围绕四书、四书中的义理、概念、诠释来展开的。所以从南宋以后,其实北宋二程就开始,儒学的重点就已经到了四书。然后经过朱子,到元代,到明代,一直到清代,在这样一个将近长达八百年的历史里,《中庸》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经典,在儒学史、教育史、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讲《中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应该说,到了宋代,《中庸》终于达到了它在中国文化里面最高的地位和影响。到了朱子,《中庸》学又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前面我们讲在《易》之中道、《书》之执中、孔子论“中”“过犹不及”,这些包括郑玄“庸,用也”,都讲了对《中庸》的一些理解、传承。那么朱子,他一生可以说是从《中庸》入手,从关于已发、未发、中和的讨论入手,到他晚年60岁,写定《中庸章句》,他对《中庸》的理解,可以说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从《尚书》、《周易》讲起,重视执中的观念,就是“允执厥中”。这个“执中”,代表了早期中国文明,发展政治、治国理政的一种文明。在北宋的时候,邢昺和真宗、仁宗一样,他们对《中庸》重视的焦点,还是在九经,在治国理政的这些根本大道理。但是以朱子为集大成和代表的道学家,他就把它转向心性修养,这就是我们从李翱开始看到的,已经向性情说转变。明清的中庸学可以说是宋元的延长,由于时间的限制,就不具体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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