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儒学，《中庸》很重要，对道学家更为重要。首先我们看宋代三先生中的胡瑗，他就有《中庸义》；道学的同路人、广义的道学里有重要地位的司马光，也写过《中庸广义》；张载的学生吕大临写过《中庸解》一卷。到了南宋，二程的门人游酢、杨时，都写过《中庸解》。游酢写的《中庸解》是五卷，杨时是一卷，他们都是程门的大弟子。朱熹的朋友石墪，重写过《中庸辑略》，朱熹本身也参与了一些《中庸辑略》完善的工作。除了这些现成的著作，理学家里边，像二程的老师周敦颐，他虽然没有写过《中庸解》，但是《通书》里面贯穿了《中庸》“诚”的思想，所以有人以前也说过，“《通书》者《中庸》之注脚”。道学之《中庸》，贯穿于宋元明清四代，历代的理学家大都都有关于《中庸》的注解。所以一直到清代传下来，大概有几百种《中庸》的注解。如果以晚清作为截止的一个节点，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康有为的《中庸解》。所以宋明历代的理学家和儒学大家，应该说都有《中庸解》这样的著作，足见其影响之广之大。

到了南宋，二程的弟子都写了《中庸》的著作，当然这些也都贯彻了二程对《中庸》的理解。二程的理解，后来被朱熹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讲什么是中，什么是庸。首先从字义上讲，然后从哲学上讲。“不易”就是常。这是二程关于中庸思想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於书，以授孟子”[24]。这句话就讲《中庸》在孔门道统里面的地位。首先，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孔门专门讲治心之法，那就是说它的重点不是治国理政，而是修心修身，但也不是像佛教所讲的只是修身的，它是从心上做起。子思写了这个书，传授给孟子，所以孟子思想里面也有中庸的思想。第三句话，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囧闔，卷之则退藏於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朱熹写《中庸章句》，在前面先把二程的话列出来，作为《中庸》总的思想的发明。《中庸》首章“始言一理”，总的讲天道、天命、天理；“中散为万事”，讲很多具体的东西；最后合起来，又讲天道、天命。所以“放之则弥六囧闔”，它可以包罗万象，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全部讲到了；收起来，它就是一理，就是《中庸》首章所讲的原理。

接下来就是朱熹了，朱熹著有《中庸章句》。先是他的朋友石墪写了《中庸辑略》，朱熹不是很满意，替他也做了一些完善的工作。在此前后，朱熹自己作了《中庸章句》，他早年就开始关心中庸，很早就写成了此书。但是《中庸章句》真正拿出来给大家看，公开刊行，那是到他59岁，快60岁的时候。同时，拿出来的还有他写的另一本，配合《中庸章句》所写的，叫《中庸或问》。《中庸章句》是对《中庸》一句一句做注解，《中庸或问》是对章句中每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解释，作出理论上的说明。这个说明若都写在注解里边太复杂了，太繁琐了。因为章句注解本身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教本、做教材的，最好比较简明。那在章句这里之所以这么写，不那么写，其中的理由，需要用另一本书把它讲清楚，这就是《中庸或问》。更重要的就是59岁，他把《中庸章句》、《中庸或问》正式拿出来了。过了两年，到他61岁，到漳州做知府，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刊，刊印了合刊本，命名为“四书”。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就叫《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和《中庸》，他写的是《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论语》、《孟子》，他写的是《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合起来就是《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就有了四书的概念。

元代以后，用朱熹对四书的解释出题，用《四书章句集注》作标准的参考书。在儒家的经典学里面，四书就成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它在科举和社会文化，包括在宋元明清儒学发展史上，其地位应该说超过了五经。唐代以前，大家对儒学经典主要关注的是五经。但是到了朱熹，他有一个观点，认为五经好比粗禾，四书好比熟饭，就是谷子带着壳，那是粗的，得把壳去掉，最后才有精米，再做熟了，才是熟饭。也就是说在五经的体系里面，有好多粗糙的壳、麸子，这些都不是精华，四书是精华。他认为四书乃“六经之阶梯”，人应该先学四书。从他的比喻可以看出来，学五经要费很大的劲，先把皮去掉，最后才得到一点精华，这个太费事了。从四书入手，直接可以学习到精华，就可以吃熟饭，而不是拿一大盆谷子，要去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后才能吃上熟饭。所以到了元代以后，四书的地位，就超过了五经，这主要就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而理学家，他们的思想讨论，他们的教育，跟学生的谈话，主要都是围绕四书、四书中的义理、概念、诠释来展开的。所以从南宋以后，其实北宋二程就开始，儒学的重点就已经到了四书。然后经过朱子，到元代，到明代，一直到清代，在这样一个将近长达八百年的历史里，《中庸》真正变成一个独立的经典，在儒学史、教育史、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讲《中庸》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应该说，到了宋代，《中庸》终于达到了它在中国文化里面最高的地位和影响。到了朱子，《中庸》学又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前面我们讲在《易》之中道、《书》之执中、孔子论“中”“过犹不及”，这些包括郑玄“庸，用也”，都讲了对《中庸》的一些理解、传承。那么朱子，他一生可以说是从《中庸》入手，从关于已发、未发、中和的讨论入手，到他晚年60岁，写定《中庸章句》，他对《中庸》的理解，可以说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从《尚书》、《周易》讲起，重视执中的观念，就是“允执厥中”。这个“执中”，代表了早期中国文明，发展政治、治国理政的一种文明。在北宋的时候，邢昺和真宗、仁宗一样，他们对《中庸》重视的焦点，还是在九经，在治国理政的这些根本大道理。但是以朱子为集大成和代表的道学家，他就把它转向心性修养，这就是我们从李翱开始看到的，已经向性情说转变。明清的中庸学可以说是宋元的延长，由于时间的限制，就不具体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