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有言，“《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董仲舒也说，“《春秋》之好微与”(《春秋繁露·玉杯》)。孟子论《春秋》，以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董仲舒认为，“《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春秋繁露·玉杯》)，并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可见，《春秋》之所以“微”，源于常人认为本来明白清楚的“事”里布有“义法”和“王心”。《公羊传》也说“定、哀多微辞”(定公元年)，如再从其对《春秋》制义的坚信和《春秋》书法的阐释中更可明白地显示索隐的解释动机和解释行为。《公羊传》“解经”的索隐性具体表现在：

书中见不书，不书见所书。在《公羊传》的视野中，“解经”如果不前后关照、详略对比、显隐互推、内外甄别，立足《春秋》文本的整体结构理解每一具体事件，并通过每一具体书法显示《春秋》整体布局，那《春秋》大义就无以得见。《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若今人读此经文，实在如读现在的“新闻标题”，必觉十分平常。《公羊传》解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在《公羊传》看来，这一条经文恰好体现了整个《春秋》书写的大囧琺，关涉“内外”、“大恶小恶”、“书与不书”和“讳”的整体布局。这个书写大囧琺又具体体现在“取邑不日”这一类事件的一般书法中。此处“一月而再取”且都“书日”又是一个具体个案，与“取邑不日”的通则不合，且有深意，即表明“内大恶讳”的《春秋》微辞。如是，“不日”中见“书日”，“书日”又显“不日”，褒贬法则尽在“隐微处”。

于同中显异，于异中求同。同事同辞同义，凡具有一般认知水准的人都不难理解。可《春秋》“书与不书”错综交织，事、辞、义之间难以一一对应。试举“辞同事异”者以明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昭”。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春秋》经文于此两处都用一个“狩”字。可论其事实，却并非都是真的“狩”。且看《公羊》对两者的不同解释，释前者曰：“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释后者曰：“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比较两个解释可知，“天王狩于河阳”的事实是霸主晋文公召见周天子，表明周室衰微的现实境况，从维护天下一统的尊王原则来看，晋文公召见周天子不符合“礼制”规范，所以《公羊传》认为《春秋》如此用“辞”是要表达“不与致天子”的尊王观，何况这还是“再致”呢？后者才是真的“狩”，不过释“田狩”仅举“春苗、秋蒐，冬狩”而不提“夏田”，这与春秋时代的事实又不尽合。《公羊传》对此没有明言，后来公羊学家顺此进一步以为孔子作《春秋》是立“《春秋》制”，即“理想”的制度，因而与“实存”的“春秋制”不同，“田四时”改为“田三时”更体现孔子的人文关怀。这种索隐式解读《公羊传》里不少，由此可见一斑。

因名而探实，据实而思名。名副其实，固然是好。可历史时刻在发展变化，新生事物也不断涌现，名不副实的情况自然也时有发生。在大变革大改组的春秋时代，名不副实的现象到处都是。王不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的秩序失范、伦理失正现象屡见不鲜。后世公羊家有所谓“七缺之义”。解《春秋》经，不审名实，必然会既不得信史，又不明义理。因名而探实，据实而思名，方得《春秋》微意。《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如仅看两句经文，必以为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客观的史实。然事实并非如此。《公羊传》前事未解，释后事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其讥子道之不尽奈何？曰：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复损一饭，则脱然愈；复加一衣，则脱然愈；复损一衣，则脱然愈。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这段解释从“书葬”的规则入手，导出“弑君”名不副实，不能单从客观的“君死”事实而来理解“弑”的概念，因此也不能一见“弑君”的概念就确认为“弑君”的事实，接着引故事“乐正子春”来说明“弑君”的实质是“子道之不尽”，严格地讲不能叫做“弑君”，但《春秋》以“尊君”为大义，只要造成了客观的后果，即使不是真的“弑君”也难脱其责。不过，从主观动机来看，《春秋》又力主“君亲无将”(庄公三十二年)，既然没有“弑君”的动机和行为，由其他事情导致的“君死”事实就不能说成是“弑君”了，所以“许悼公死”书“葬”实际上也就是“正辞”，但无论如何，许世子进药毕竟是导致其死的直接原因，《春秋》“贵志”固可不论其罪，但书“葬”还应是“免止之罪辞”。《公羊传》这番索隐解读结果使事情真相大白，又从主观和客观两面见其定罪法则，更凸显了尊君和尊父的宗法伦理观念，可谓一箭三雕。其他如“赵盾弑君”等的解读亦将此法用得活灵活现。

托始以立义，变辞以从义。《公羊传》以为君子作《春秋》，无论是文本的整体构造还是义理的具体设立，都有一个“始端”，索隐大义不可忽略“初始之所托”。《春秋》隐公五年：“初献六羽。”《公羊传》释曰：“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一个平常的“初”字，引发对“始”的思考，联系“六羽”所涉及礼制的解释，“始僭诸公”的非礼之义托盘而出，稍作引申则“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的微言也显而易见，表明《春秋》“天子公侯伯子男”的等序观念。从历史事实说，“始僭诸公”之类的事“前此”已有，此处之所以特别提出并称之为“始”，《春秋》“托事明义”的书法也就得以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