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与现实完全冲突的理想，在与现实相联系时，必然会引发出以其理想为坐标，而对现实的批判。《公羊传》以文王之正为理想，面对《春秋》所载不合于文王之正的各种现象，发出了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见于《公羊传》对各种不合于文王之正的讥、贬、绝中，集中地体现了《公羊传》的现实批判精神。可以说，《公羊传》的基本思想主要就是由文王之正的大一统的理想层面与对礼崩乐坏的讥贬绝的现实层面这两个方面所构成。本文仅就《公羊传》的现实批判精神作一讨论。

讥贬绝都是对违背礼制的各种言行的批判，但是，有程度轻重不同的区分。一切不合于礼制的言行，都在讥与贬之列，而其中较为严重的情形则被列于绝的对象。讥的含义是讥刺、讥讽，是讥贬绝中最轻微的批评，是对一般不合礼的行为的讥刺。贬有贬低、贬斥之意，贬是对较为严重的不合于礼的言行的批判，较之讥的讥讽、讥刺，贬在语气上要更重一些。但《公羊传》的讥、贬有时也分得并不清楚，对同一件事，常常是讥、贬互用。如隐公三年、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的讥世卿之说，既以称尹氏、崔氏为贬，又说贬是讥世卿。而在多数地方，《公羊传》言贬都是独立于讥而单独使用的，如隐公二年，贬展无骇的灭极；庄公元年，贬弑君杀夫的桓公夫人齐姜；僖公二十七年，贬执宋公的楚子；文公十四年，贬废置君王的晋大夫郄缺；宣公十一年，贬专杀的楚庄王等。就贬的这些事件而言，涉及灭国、弑君、专封、专杀等，都属于礼制的重要部分。绝有绝灭、诛绝之义，较之讥、贬是最严重的批判、最严厉的责罚，而不只是“断绝爵位”，《公羊传》所绝的人都是罪大恶极之人，如淫于蔡的陈君佗，得罪于天子并有篡位之罪的卫侯朔，诱杀蔡侯般的楚子虔等。用刑法来比喻，讥是对一般犯罪的惩处，可免于有期徒刑或缓刑；贬是对较为严重犯罪的判罚，是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绝是对罪大恶极的判决，是枪毙。讥贬绝虽然有程度轻重的差别，但都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批判的尺度就是《公羊传》所谓的文王之正，而所谓文王之正，并不是周文王的已成法典，而是《公羊传》根据战国时期发展所规定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文王之正。讥贬绝虽然含义不同，但都是对现实的批判，所以，通过对《公羊传》讥的分析就可以明白其现实批判精神。

就讥的内容而言，《公羊传》所讥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对不合于礼制言行的讥刺，如隐公二年的“讥始不亲迎也”，三年，讥“武氏子来求赙”，五年，讥“初献六羽”；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讥“纳于太庙”，三年，讥“齐侯送姜氏于讙”，十五年，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庄公元年，讥“筑王姬之馆于外”等等。对这些不合于礼制的讥讽，《公羊传》往往以“非礼也”的文句来作断语，如庄公二十二年的讥“肆大省”与讥“公如齐纳币”等处，皆以被讥讽的言行“非礼也”为结尾。这是《公羊传》在表述讥的时候，所运用的典型语式，在《公羊传》中总计至少有24处之多，由此可见，《公羊传》的讥是以合不合礼为其标准的。就所讥的内容而言，涉及到名分等级、婚娶、丧祭等礼制，如隐公三年，“武氏子来求赙。何以书？讥。何讥尔？丧事无求，求赙非礼也，盖通于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仍叔之子何？讥。何讥尔？讥父老，子代从政也”；庄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齐纳币。（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等等。这些地方所讥刺的非礼，都是指不符合周礼的言行，所以，这些讥刺带有维护周礼的性质。

但是，《公羊传》并不是完全维护周礼，也有否定周礼的地方，如隐公三年，释“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一条，《公羊传》亦有同样的解说：

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世卿世禄原本也是周礼的规定，可是《公羊传》却不止一次地说世卿非礼，予以讥刺。这一观念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变化的承认，否定了分封制下世卿贵族的特权的合理性，肯定了取代世卿贵族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合法性。所以，世卿非礼不仅含有反对古代分封制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且带有承认新兴社会阶层的合理性的意义。可见，《公羊传》反对周代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所要维护的礼，已经不完全是孔子所说的周礼，而是包含新兴社会阶层利益的礼。

《公羊传》所讥的另一大类内容，是对当权者只顾自己的骄奢淫逸，而不顾人民死活的言行的批评。如隐公五年，讥“观鱼于棠”；桓公四年，讥“公狩于郎”；八年，讥本应于冬祭的“春烝”；庄公二十八年，讥“臧孙辰告籴于齐”；二十九年，讥凶年“修旧”；三十一年，讥“筑台于郎”、“筑台于薛”与“筑台于秦”；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讥“筑鹿囿”；定公二年，讥“新作雉门及两观”等。这些讥讽既是儒家要求统治者应该洁身自好，爱民如子，反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也是主张给人民的生活以一定保障的体现。它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民本观念在《公羊传》的体现。所以，《公羊传》特别反对增加人民的负担，在宣公十五年论及“初税亩”时说：

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初税亩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初税亩无疑是古代税制的一个进步，《公羊传》采用讥刺的态度是不恰当的。但是，《公羊传》在这里提出统治者对人们征收赋税的标准是十分之一，指斥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是桀纣与豺狼，其所批判的对象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统治者。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在群雄逐鹿中获得胜利，也为保持自己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征收人民的赋税远远超过十分之一，有的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如《晏子春秋》说：“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积朽蠹，而老少冻馁。”尽管《公羊传》的什一而税带有理想的色彩，但什一而税确有减轻人民的赋税，批判统治者贪得无厌的积极思想成分。什一而税的说法，出于孟子，《孟子》中不仅数次谈到什一而税，并在《孟子·告子下》说：“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这说明，孟子的思想与《公羊传》形成确有紧密的联系。《公羊传》不仅认为什一而税是尧舜之道，而且认为是“天下之中正”，这是要为整个社会确立一个通行的公平的赋税尺度，既保证统治者的合理需求，又给人民的生活以一定的保障。按照何休的解释，鲁宣公实行“初税亩”，是以最好的田地为标准来实行税收，无疑是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所以，《公羊传》的讥刺“初税亩”带有反对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过分剥削人民的积极意义。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94年）的“讥始用田赋”，也具有这样的意义。

由《公羊传》对统治者不顾农时，一味地沉溺于田猎游乐、修筑宫室，及其不顾人民生活的横征暴敛这一系列的批判来看，《公羊传》秉承了从孔子、孟子以来的儒家对人民的某种重视。人民在社会的底层，在连年战乱不断的战国时期，人民的处境更是水深火热、朝不保夕，《公羊传》的这一思想具有同情人民，给人民一定社会保障的积极意义，它既是儒家重民思想在战国的发展，也成为西汉春秋公羊学的重要思想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