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长于治人”(《史记·太史公自序》)，本有强烈的实践倾向。《公羊传》对《春秋》“制义俟后圣”(哀公十四年)，力求服务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颇有自觉。尽管鲜有关于《公羊传》传者直接的社会实践证据，但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引用《春秋》之义以解决学术、政治、社会问题的情况看，《公羊传》“以义解经”服务现实的用意却可以得到印证。从解释活动本身看，《公羊传》“解经”体现了鲜明的经世性：

释事明大义，大义审古今。《公羊传》解经虽然也有一些是用来释事的，但除了少数比较注重解释历史事实来龙去脉、原因结果外，多数都是为了说明某一《春秋》大义，故而解释历史事实常常一带而过，有的几乎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测。《春秋》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传》解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其义形于色奈何？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此段解经前半部分从书法分析入手，引出“行义为贤”之义，接着再解释事情经过及因果关联，刻画“孔父义形于色”的形象。整个解读聚焦“行义为贤”大义，叙事简练，直截了当。此义一立，孔父与宋督的形象判然两分，一为贤者一为恶人，褒善贬恶自不待言，价值导向甚为明显，读者读后必将被孔父人格所感染，不仅有助于道德自我人格之塑造，而且说明人才选拔“选贤”之重要和必要。如再联系“讥世卿”大义，可见《公羊传》修己与治世的双重价值理性和实践要求。

褒亦《春秋》义，贤者气象立。《公羊传》解经不仅从消极的意义上“因罪恶大小，讥讽贬绝诛”，对有损社会秩序、国家兴亡和人格形象的各种行为严立“贬义”，直接批判现实以“经世先王之志”，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对贤者不惜“辞繁以著褒义”，通过树立贤者气象，为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进行理论构造，为道德自我的建立提供可以直接资鉴的人物楷模。《公羊传》阐发的“让国”贤人较多，有鲁隐公、卫叔武、吴季子、曹公子喜、邾娄叔术，其他贤者有“行义”的贤人宋孔父，“知权”“能变”的贤人郑祭仲、秦缪公，“服罪”的贤人纪季，“复仇”的贤人齐襄公，“不畏强御”的贤人宋仇牧，“三谏遂去”的贤人曹羁，“不食其言”的贤人晋荀息，“继绝存亡”且“著信于世”的贤人齐桓公，“守礼”的贤人宋姬。这些贤人，按照当时其他学派和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未必都称得上真的贤。《公羊传》也觉察到“贤人”毕竟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本人及其后人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过错，甚至是无法隐藏的恶行。可《春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昭公二十年)，《公羊传》极力阐发《春秋》贤人，甚至“为贤者讳”，其重《春秋》教化、扬善抑恶，力求树立社会新风尚和人格新气象的经世要求可想而知。

拨乱反诸正，制义俟后圣。何休《公羊解诂》序曰：“《春秋》本据乱而作”。《公羊传》解经对春秋乱世的复杂矛盾和非礼行为尽力揭示，充分显示其“拨乱反正”的价值诉求和实践意向。近人蒋庆言公羊学为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批判儒学、实践儒学、希望儒学⑤，具体论述虽可商榷，但在《公羊传》的经典解释中还是可以深刻地感觉到。一是所解释的大义大多都是政治义，直接导向政治实践，诚如大一统、大居正、尊王、尊君、讥世卿、君亲无将、自近者始等诸义，可以说都是直接用来解决政治实践的重大学术课题，对于政权合法性、政治秩序安排、政治制度规范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大一统建议就是明证。二是涉及礼制改革，如上析的嫡子继承制，汉代以后基本上都在采用且没有多大变动，说明其制度安排有相当可操作性。三是因罪恶大小，讥讽贬绝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难逃《春秋》大义的历史审判，尤其是“记天下灾异，断人间是非”在后来不断泛化使用后，虽然夹杂着乌烟瘴气的迷信成分，但也显示出“双刃剑”的另一面，即成为批判封建极端集权专制和要求君主尽伦尽制的一面旗帜。公羊大师董仲舒言灾异差点丧失性命，眭弘直接为宣传《春秋》大义而献身，在汉代史上已成常识。四是文实并举、王霸并论，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表达其对王道正义的追求和对历史理性的信仰。《公羊传》始言“文王”，终道“尧舜”，透过《春秋》书法以阐明《春秋》大义，就为实现正义。即便当下不可能，也坚信“后圣”必取法。要之，经典的生命在于蕴涵大义，大义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不断地将理想和希望在历史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