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语》的时代很可能早于战国时期写定的《左传》等文献。《春秋事语》十六章中，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和《春秋》经传的史事相对应，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春秋事语》内容是《左传》的一个来源。既然如此，是《左传》作者看到了《春秋事语》，还是《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现有资料难以回答。如果说，《左传》作者看到的是《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的话，那么这部同“源”文献则应该包括《春秋事语》的绝大多数内容，《春秋事语》可以视为它的某一篇章。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现有资料还不足以支撑这一观点。

赵光贤曾指出，《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的话，在对太子进行教育的教材里有“语”和“志”，一者记言，一者记事，《左传》记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取自于“语”和“志”（《〈左传〉编撰考（下）》，《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此论颇有道理。因为上古王官之学存在不同类型的典籍，这些文献在上层贵族中由专人负责传授。当王纲解纽之时，它们也会从上层贵族中流散出来，为战国以后学者所用。从申叔时的话中可以看出，这类文体的著作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楚国用《语》等文献对贵族进行教育已然是常制，其他诸侯国也应该有类似的做法。

《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说：“命者， 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 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史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记录系统。如杜预所说一个是“承告”，一个是“传闻”。“承告”的内容是“国之大事政令”，即按照官方的制度，本国史官到外国通告其国内已发生的大事件，应主要以梗概为主；“传闻”则记录的是“非将君命”的“传闻行言”，即以史官自己的途径对历史的补充，是一种非官方的形式。这样从官方与非官方的渠道区分史料的来源。

《春秋事语》着重叙述贵族在重大历史事件下的言论表现，不像官方渠道的大事梗概，很大意义上是非官方的“传闻行言”的产物。并且像《鲁桓公少章》关于立储的宫闱密语、《晋献公欲袭虢章》晋国君臣对虞国的政治局势进行剖析、《吴人会诸侯章》子贡对太宰嚭之语等内容，如果不是虚构，则除了当事人传出或者当时史官记录，他人不可能听到。这似乎更能说明这些内容来自于别国某事件的“传闻行言”。

有的内容不大符合情理，很可能出于文学加工。如《韩魏章》中，水淹晋阳之后智赫对智伯的规箴之语，不大可能被史官所听到，毕竟智伯之举还达不到“必书”的程度。《晋献公欲得隋会章》中，魏州余召随会回晋，并与随会一起谋划诛杀晓朝，其中评论者某“吏”对魏州余、随会二人的图谋予以分析，并且预言“二子畏其后事，必谋危之”，即晓朝必死。这样的情节就过于离奇，但是说“吏”的言论是传述者事后依据情理补充，应是合理的。《鲁文公卒章》中，东门襄仲诱杀惠伯之前，有公襄负人对惠伯进行规劝的情节。如果真有公襄负人规劝惠伯的事，也应当是极其私密的，惠伯一死，定无人知晓。可见，这样规劝的话应是《春秋事语》作者的虚构。这些内容为《左传》的编纂作了重要铺垫，因此，笔者认为《春秋事语》应是《左传》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