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三个观念，有三个层次，认为一个诸侯国家的领袖，是第三等重要，而以老百姓为最大。一个国家的构成，最重要的是人民与土地，没有人民、没有土地，就无从去建立一个国家；光有土地没有人民，也不行，所以人民最重要。其次是“社稷”，就是国家的区域范围，这是次要的；至于领导的人，则是第三重要。所谓“轻”，是与前两者比较起来，较轻而已，并不是不重要。“民”、“社稷”、“君”，这个顺序有逻辑性。所以古文看起来简单，其实有深刻的逻辑内涵。

于是孟子按照这三个层次，依秩序解释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获得山泽丘林间人民的拥戴，即可为天子。“丘民”就是一般从事农林畜牧等业的老百姓，也就是全国人民。其次，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得到了天子的欣赏，就可由天子封他做诸侯，只要这一个人同意就可成王。正如前面所引唐太宗的话，“待予心肯日，是汝运通时”。这是家天下的制度，天子就有如此之大的权力。

一个人得到天子的欣赏，就可以为诸侯；反之不得天子的欣赏，则没有办法。例如唐朝，可以说是诗的朝代，不但唐朝历代皇帝的诗都作得不错，国内诗作得好的，也很多很多。这些诗人中，有幸有不幸，而他们的幸与不幸，有形无形之间，主观或客观上取决于皇帝。像前面所说李白，由于皇帝的高兴，写四首《清平调》，可以叫贵妃磨墨，近臣脱靴。而孟浩然，也是因诗名动天子，却因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诗，失去唐明皇的欢心，而坎坷一生。唐朝也有一位名士，被宰相推荐到朝廷时，为了“长日惟消一局棋”这句诗，皇帝认为他太懒，不能用，几乎断送了仕途。这些故事，都足以证明过去帝王政治，“家天下”的时代，“得乎天子为诸侯”，只要皇帝高兴，封王都容易的真实情形。

“得乎诸侯为大夫”，次一等的，遇不到天子，如果能够遇到诸侯或后世的巡抚、御史等，获得他们的欣赏，则可做他们的清客、秘书等，也可以度过一生。

这三个层次比较起来，最难的，成就最大的，是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戴，则可以为天子；讨一个人的好感，只能得诸侯；再下一等，讨长官的好，只能做一个秘书、科长，当伙计。这三个层次，也说明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孟子说这些话，正是因为他看到战国当时那些诸侯们，对上目无天子；诸侯之间，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理谁；对下面的部属百姓，生杀予夺，全凭个人的喜怒，并无法制，偶然对谁不悦，就是烹，把所不高兴的人，投下油锅。孟子讲这些话，居然不怕被烹，可见他有多大的勇气，多丰富的正义感。

另一面，也由于孟子的学说和道德的修养，到了晚年，声望太高了，诸侯中谁也不敢烹他；假如早几十年，声望还没有建立起来时，也可能被烹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叫做法律，只有权力，权力就是法律，只要有权力说烹谁就烹谁，要剐谁就剐谁，让谁做官谁就做官，想如何便如何。而孟子处于这样的时代，敢于说这些话，所以今日配祀在孔庙，的确是有他的理由和价值的。

孟子接着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一个诸侯如果政治行为、政治道德不够，使全国不能安定，老百姓吃苦，乃至社稷倾危，有亡国的危险时，那当然会变乱，老百姓要革命了。像今日有些集权国家，人民生活如同处身地狱之中，自然要起革命，处处有反抗事件。这是说领导天下的问题，读中外历史，都不能违反这个原则。这是天道，也是人道，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机构也是如此。所以大家读书，看到政治上的事，不要以为只是政俯机关、政治机构的事，因为个人的做人处事，就是政治的基础。开公司、设工厂、办学校，不论从事任何行业，都是在政治原理之中。所以不要向外要求，先要求自己的思想、人格达到君子的修养，再谈事业。

他又说：“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上古的政治，皇帝还怕天管，也怕阎王，怕社稷坛的神。回到内宫，还怕太上皇和皇太后，见到父母仍然依家法，跪下来称儿臣。有小说上描述，唐太宗那么狠的人，生病看到鬼，要叫四位将领为他夜里站岗才能入睡。梦里见到阎王，也害怕得很。也许这位阎王是大政治家，对他还是平起平坐，蛮客气的，而且阎王也无权审问人间帝王，要送到天上由玉皇大帝开庭，阎王只可以像检察官一样，坐在一边当面对质。这位阎王和唐太宗交际了半天，还以筵席款待。唐太宗发现地狱里没有南瓜，拍阎王马屁，答应送一个南瓜去。他醒来以后，南瓜易找，可无法找到一个脚夫去送，于是下令全国，找一个下阴间送南瓜的人。结果有一个名叫刘全的老百姓，愿意担任这份工作，于是“刘全进瓜”，将一个大南瓜顶在头上死掉了。据说现在阴间已有了南瓜，那是刘全送下去的南瓜子做的种。

当然这是小说中杜撰好玩的故事，但是透过小说看到背面，就反映出民族的文化思想，知道中国的帝王，在神权的面前，他还是老百姓。神权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威力？在西方文化里讲是上帝统治一切的宗教观念，在东方和中国那是因果的原故，虽为帝王，也逃不出因果报应的规律。阎王、玉皇大帝、上帝本身，也一样逃不出因果的规律。因果并不只是佛教的教理，在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的《易经》，全部都是讲因果的道理。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因果之说就更加重了份量，而且更普遍了。所以刘全进瓜以及后来的唐僧取经，这一连串的描述，都是基于因果的观念所发展出来的。

《孟子》这里的一段也是基于这种观念而来的。如果不懂得这一哲学，就看不出孟子这里讲些什么，也许会说他是“迷信”祭祀，其实不然。

再从“变置社稷”上看，中国的文化，神权超越了人主之权，大家都恭敬祭拜，可是拜了不灵的话，照样请下来，变更位置。中国人的玉皇大帝，高在三十三天之上，等于西方人的上帝，我们不知道大帝和上帝，有没有在天上见面打过交道。这位玉皇大帝，是姜太公封神时候封的，本来姓张。最近不知道谁接到三十三天的电报，说玉皇大帝已经换了人，大概是忘了放什么文曲星、武曲星下凡来管事，或者不小心让天罡地煞者流到凡尘来捣蛋，把全世界搅得乱糟糟，有亏职守，只好下台，由姓关的关羽接了帝位。所以现在是“玉皇大帝关”，关大帝吃香了。

如果研究中国的宗教，固然不像西方人说的中国无宗教，但也不一定是多神教或一神教，中国可以说是民主的宗教或宗教民主，对哪一个神都好。耶稣来了，请上坐！释迦牟尼来了，请上坐！穆罕默德来了，也请上坐！谁来了都好，都请上坐。结果大家“团团坐，吃果果”，五教合一，都好。凡是做好人做好事，都值得恭敬，都值得拜的。如果做了坏事，就使用民权，把你换掉，就再也不拜你了，这是中国文化中宗教的特征。从这一方面去研究，就知道中国的政治哲学是人道第一。

西方的宗教，上帝永远是上帝，也讲长生不老的。所谓永生，是人死了以后，等到世界末日，这些灵魂都复活了，接受神的审判。但是，人永远不能做上帝。中国与西方不同，玉皇大帝如果犯错而堕落，一样下地狱；人的道德够了，也可以成佛，也可以做玉皇大帝。如果研究比较宗教，那是一大学问，妙不可言。

孟子这段话是说，神有无上权威，如果道德不够，一样要请他下来。菩萨是人造的，人不拜他，他成什么菩萨！至于说上帝，不去信他，你上你的帝，我下我的帝，也无不可，这是人道的重要。那么儒家的人道，是以什么为中心呢？以“心性德行”为中心，一个人的心地不好，一切都完了。

回头再看“民为贵”三个字，民就是人或人们，以人的意志决定一切。意志的进一层，就是“心性德行”决定一切，这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一个很深奥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看下面一段，更可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