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这是讲人道，也是讲人文文化修养的重要。在人文文化方面，成就最大的人，中国人称之为圣人，就是“有道之士”。但并不是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圣人中的某一人。圣人多得很，有道之士都可以称圣人，也就是道家庄子所称的真人。

圣人是千秋万代的师表，如释迦牟尼，在宗教的立场他是“教主”。这“教主”一词，是西方文化的名词，表示其权威性。不过东方的宗教，没有这种君权的权威性，所以释迦牟尼被尊称为“本师”，就是师道的意思。他是人天之师，一切众生的大老师，所以佛教到了中国以后，与重视师道的中国文化，一拍即合。中国文化的“君道”尚在“师道”之下。过去在帝王制度时代，皇帝请大臣教皇太子读书，皇帝照样要敬礼老师，然后把皇太子交给老师去教育。老师教皇太子也不简单，先向皇帝拜一拜，然后坐下来；皇帝或皇太子再向老师拜一拜，然后开始讲书。如果这个皇太子学生不对，当老师的仍然可以训斥的。

宋朝和清朝，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小太子读书不用功，太傅很严厉地训斥他，而且要处罚。这个小太子回到后宫后，向皇太后哭诉，皇太后听了不高兴说：“算了，不要他教也可以，为什么要挨他的骂？这老头真讨厌。”第二天，太子不到上书房读书了，这位太傅跑去问皇太后，皇太后说：“反正我家的孩子读书也做皇帝，不读书也做皇帝。”这位太傅毫不客气地说：“皇太后你说的话固然不错，可是读书是能做圣君，不读书是做昏君。”皇太后一听，赶快说：“对对，太傅说得对，我错了。”于是仍然把小太子送去上学，听老师的教诲。这就是师道的尊严。

说到师道尊严，教师节那天，有一位同学说起，好几年以来，每逢孔子圣诞——教师节这一天，报章、杂志、电视，都说要“尊师重道”，可是所谈的只是如何尊师，却没有说如何“重道”。况且师都尊不了，重的又是什么道？连什么是道，都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位同学所讲的这些话，不能说不是事实，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孟子说圣人是“百世之师”，意思就是讲人道的精神。他并且举出例子，所谓古圣先贤，历史上多得是，所以人要多读历史，但并不是现在大学里读历史的态度与方法。现在大学历史系读历史，是用西方教学的方式，所谓“客观”的习惯，研究某一段历史经济对不对，或教育对不对等等，自己已经先有个主观的观念去研究，瞎批评，好像自己的学问比历史还伟大。一个人除非自己已经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才能批评历史。再说什么叫客观？人本来就在历史中，是历史的一分子，又如何能客观？所以，读历史不是为了做一个历史学者，是要懂得历史，吸取做人做事的经验，使自己做人做事更圆满。

孟子这里举出伯夷、柳下惠两个圣人为例，伯夷薄帝王而不为，为了挑起文化的担子，可以当帝王而不去做；柳下惠也有他独立的人格与抱负。这两个人，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他们的文化精神，在人品上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做人做事的榜样。伯夷叔齐两兄弟，硬是饿死在山中。所以孟子说，伯夷的一生，他这种风气的影响，可以使“顽夫廉”，使那些冥顽不灵、头脑不清楚的人，变成“廉”，就是头脑清楚，人格升华绝俗的人；使“懦夫有立志”，使那种懦弱的，站不起来、生活散漫怠惰的人，也能够立志，顶天立地地站起来。

伯夷的风范，是岩岩独立的，以禅宗的话来说，他是“高高山顶立”；而柳下惠的风范，则是“深深海底行”。柳下惠一切随和，但自己人格不受影响，站在师道的立场，开展风气。所以孟子说他“不羞污君”，跟随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可以。换言之，伯夷是罗汉道，柳下惠是菩萨道，他可以使“薄夫”、“鄙夫”，粗浅轻薄的人，文化、教育、思想没有深度的人，变得宽厚。柳下惠生活在滔滔乱世之中，本身无懈可击，他高尚的道德，可以感化人，受他影响的“鄙夫”，都会变成胸襟宽宏的人。

所谓“鄙夫”之“鄙”，前天有一位老朋友谈起，一位有钱的年轻太太，驾了自用汽车，在街上和摩托车相撞了，双方互相指责。在争执激烈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太太，将手一伸，露出她手上戴的大钻戒，向对方吼道：“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有这个身价，还会撞你的车子吗！”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逻辑，人格可以用钻石来计算吗？这样的人就是“鄙夫”，鄙俗不堪。财富并不足以表现人格，人格是无价之宝，即使穷到衣食俱无，而有顶天立地精神的人，就值得钦佩，不然就是“鄙夫”。“鄙”也常与吝字连在一起，所谓鄙吝，心地很窄，度量很小，眼光很短，但受了柳下惠那种风范的影响，心胸也能宽宏开阔起来，从钱眼中退出来，看得见广大的天地。

孟子举的这两个例子，包括四种人：“顽夫”、“懦夫”、“薄夫”、“鄙夫”，都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人；而教育的目的，是使这类人改变过来，也就是学问之道在变化气质的道理。修行是修正心理行为，然后就可更进一步，向成为圣人的路上迈进。所以“廉”、“立志”、敦厚、宽宏，也就是圣人之道，人的修养应该如此。

诚意正心，修身养性，本是建立高尚人格最初步的修养，是基础；初步基础打好以后，才谈得到修行。至于圣人境界，还要在修行以后，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才能够达到。例如一般人讲“修行”，这个行字就是随时随地反观自照，修正自己生理和心理的行为，行就是功德，大乘菩萨就是走这个路子。

儒家、佛家都要如此，便是“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这两句话，只有世界上的几位教主们、大圣人们才可以当得起。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都当得起，奋然而顶天立地站起来，前无古人，而且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其精神志业，充沛于宇宙，万古常新。如佛法所说的“无见顶相”，就是“奋乎百世之上”的精神，太高太高了，看不到顶，人格就要修养到这样高。于是，千秋万代，接受这种文化的洗礼，人格的熏陶，每个人都闻风而起，站起来去学做圣人。

孟子说，如果不是圣人，能够做得到这个境界吗？那些受了圣人教化影响的人，百年以后，人人都能奋发向上。“而况于亲炙之者乎”，何况曾经亲自受圣人的熏陶、教育的人呢。孟子这句话很妙，似乎隐约间是指他自己。孟子虽然没有“亲炙”过孔子，可也是子思的学生，等于是再传的弟子。

孟子“而况于亲炙之者乎”这句话，连着上文看，就是说，在圣人风范的影响之下，远在百世以后的人，尚且没有不站起来的；更何况亲自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一定有他独立不移的超越人格，可以站起来。

因此，他为圣人之道的“仁”下定义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什么是仁？从孔子的学生开始，大家找了半天，后世的人，大都根据韩愈“博爱之谓仁”那句话，以为仁就是博爱，这是误解。韩愈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墨子主张“兼爱”，所以韩愈袭用墨子“兼爱”变成“博爱之谓仁”，其实这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孟子这里解释得很清楚，仁道就是人道，合而言之就是道。人道以心为中心，孟子本篇“尽心”就是道，就是佛家说的明心见性，这就是道。尽其心，就是道，仁就是这个道。

所谓道，也就是行，仁道就是仁见诸行为。于是孟子说到孔子的行为：“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孔子去周游列国，要离开父母之国，是不得已，当然很难，天天说要走，却迟迟地没有走，拖延了很久才走成。因为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风尚，有无限的感情，人的感情自然是如此。孔子离开齐国，是离开别人的国家，一不对就即刻走，甚至米洗好要煮饭了，不但不等到吃了饭走，甚至捞起了洗湿的米就走，不做片刻逗留，这是离开他国之道。在人家的国土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精神是应该崇敬和效法的。尤其现代青年，出国的时候，如果对自己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碰到于国家民族有关的问题，乃至人家的政策有不合理处，就要秉持此一精神。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自己祖宗之国、父母之邦好，不能忘记。

这一段话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又放在这里，一则是孟子将要离开齐国了；其次也是告诉我们圣人的风范，对自己祖宗之国、父母之邦的崇高情感，可示范于天下后人。于是他再说孔子的一段故事。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他说，孔子当年离开卫国以后，在陈蔡之间，带了一批学生，几天没有饭吃，外面还有一些人包围，要打算杀他。孔子这时又穷又危险，可是他还在那里弹琴。这时子路受不了啦，跑去问孔子说，圣人也会饿饭吗？孔子告诉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开导他一番。这里孟子说，孔子周游列国，都受到尊敬，为什么在陈蔡这个三不管的地带，会遭遇这种困难呢？因为在这两国政俯的上层，孔子没有朋友；在这两国的社会中，孔子也没有朋友。

孟子的“无上下之交”这句话，说明两种事：一是做人之道，人处身社会之中，要交朋友，没有朋友，孤立无援不行。孟子要离开齐国时，也有这样处境，非走不可。第二，欲行其道，要上下都有交往才行，这就是外务的重要。一个人成功一件事业，对于上下左右建立关系相当重要。

青年人要知道，一生的处境必须要有“上下之交”。但如何交？交朋友有道，这在四书里说得很多，要建立自己的人格，了解友道的精神，才可以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