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孟子与尽心篇 < 南怀瑾文集 < 般若人生网 :当前
历史难读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孟子说,历史的记载并不一定全部可靠。我常说,历史的记载,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很多事实却走了样;而小说的叙述,人名、地名、时间都是虚构的,而故事却常为事实,这是历史与小说的不同之处。正史有时候记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所以历史是很难读的。例如读《春秋》,非要把全部《春秋》读完,反复研究,才可找出孔子写《春秋》的精神及历史的背景。又如司马迁仿《春秋》笔法而写的《史记》,也是很难读的,其中汉高祖、项羽的传记,写他们两人好的一面,写得真好,只稍带一点点瑕疵;而真正不好的一面,却写在另外一些人的传记中。所以要看完全部的《史记》,才能懂得《史记》,只看一篇,或若干篇,是无法读懂《史记》的,当然也就不会真懂历史了。

后世的历史,都是如此。例如大家都说,在汉高祖之后,唐太宗是最英明的皇帝。我们读了《贞观政要》,感觉唐太宗的确很好,可是另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看看唐太宗好不好吧!有一个人,追随唐太宗很久,也很有功劳,但唐太宗硬是不喜欢他。这个人有一天说:“人是要靠命运,不知道哪一天,我的运气才会好起来。”唐太宗对他说了两句名言:“待予心肯日,是汝运通时。”等老子哪一天高兴的时候,你的运气就来了。这居然是当皇帝的人说的话!十足反映有钱有势的人的心理状态。透过这两句话,所有唐太宗的一切好,是否须重新判断呢?

再看唐太宗建立了考试制度,在第一次考试后,他站在高台上,接受考取的士子们朝见。士子们山呼万岁,他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意思是说,我设了一个圈套,天下英雄都投到我的圈套里来了,被我笼络住了,听我摆布了。从他的这句话中,就觉得他并没有什么可爱,只能成就一个霸业而已,没有圣君道德,不像尧舜那样的味道。看通了历史的这一点,哪一个帝王不是如此啊?这就叫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为什么在这里插进来讲这个道理呢?他上面说到“春秋无义战”,跟着说到“征伐”,说“征”只是“上伐下”的战争,而不能随便用“征”的。当时战国的诸侯之间,随便出兵侵略,还要说是“征伐”,这是不应该的。

此时也许有一个人问孟子:商汤攻击夏桀,周武王出兵打殷纣,不都是以下攻上的部下叛变吗?为什么历史上却称他们是征伐,说是汤伐桀,武征纣呢?纣王虽坏,也轮不到做部下的去蓷勫他。而且历史上记载,周武王打纣王的时候,血流漂杵——所流的血,可以把舂米的木杵都漂起来。血流成河,可见杀了太多人,居然还说周武王是仁者之师!

这一问,大概问得孟子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捋捋胡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时候历史的记载对一件事难免有过分渲染之处。可是回转来,读了《孟子》这部书,也可以对孟子说:“尽信你,则不如不信你。”所以历史是很难说的。

关于这方面,我们有几个史例可以提出来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司马迁的《史记》,写到周武王出兵打纣王的时候,周文王找到姜太公商量这件事,司马迁用了“阴谋修德”四个字,作了定论,说文王与姜太公这两个老头子在一起阴谋,然后才由武王出来起兵,所以武王之伐纣,是预先有布置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阴谋”两个字,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要读完了《史记》,而且要仔细地读,才可以发现,这两个字就是对文王、武王、姜太公的一个定评。

后来到了明朝,有一个和尚,就是禅宗的莲池大师,写了一首歌,题名“七笔勾”。因为他读了全部《史记》,读到“阴谋修德”这里,对于文王、武王、姜太公等等一笔勾,把圣也者,贤也者,都勾掉了。所以司马迁写完了《史记》,吹个大牛说:“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意思说,我写的文章,你们都看不懂,将来终会有人读懂。这是他轻视同时代的那些人,认为那些人都看不出他在文章中所涵蕴的历史哲学。

另外有一个人,就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邵康节,一生不出来做官,他有两句名诗:“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这是说,尧老了把皇帝的位置交给舜,舜老了把皇帝的位置交给禹,推位让国,是和谐的交待;而商、周的征伐是和下棋一样。他看历史如此,觉得人生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始终不出来做官。可是他这两句诗,我们不要会错了意,那并不是洒脱,而是含有无限的血泪。简单地说,“唐虞揖让三杯酒”就是恭敬退让;“汤武征诛一局棋”就是有布置的,预谋的。这是邵康节明显而真正的意思。这并不是我故意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告诉大家,读书要读得多,而且要相互贯通,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否则就被邵康节美妙的文字骗过去了,还真以为他好洒脱,把历史上人物个个赞好,如此轰轰烈烈的大事,写成了“三杯酒”、“一局棋”。如果真认为如此,那邵康节在棺材里都会笑了起来。

邵康节是北宋末期的人,无所不知,他在洛水桥上听到杜鹃鸟啼,就说天下将大乱,吩咐儿子搬迁,从洛阳远迁到四川。他指出地气——宇宙之间有一股气势,这股气势,如果由南向北行,天下必乱;反过来由北向南行,则天下必治。所以南人为相天下必乱。自古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都与地气有关。宋朝后来不久,王安石以南人当宰相,果然就开始启动了天下的乱局。而洛阳在那个时候有杜鹃啼,正是地气由南而北的兆头。

邵康节是北宋晚期的人物,他曾经推算过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演变情势,一直预言到今日以后的时代。而在今日以前的历史变迁,他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当时曾有好朋友问他,宋朝今后的情势如何,他一句话也不作答,回到家里,寄了一部《晋书》给这位朋友。我们知道,晋分东晋西晋,宋朝后来也分北宋、南宋,而且南北宋半个天下的国势,几乎和东西晋的国势完全一样。可是,他是宋朝时代的人,不能明白地说出来,如果说出来要杀头的,只好用这部《晋书》,作为强烈的暗示,看得懂的就心里有数,看不懂只有自认蠢才了。

所以我对他的那两句诗,各下一个脚注:“唐虞揖让三杯酒”——恭敬谦让的,“汤武征诛一局棋”——有预谋布置的。

有学生问孟子,既然“上伐下”才是“征”,汤武之蓷勫桀纣,明明是以下去叛变上,历史上怎么可以说是“汤武征诛”?孟子对于这个问题,只好用这个“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辩解了。假如我是孟子,站在教育的立场,也不能不想办法辩解一下,这就是一个宗教家、教育家的苦心,明知道有坏的一面,也不好揭穿;被人家揭穿以后,也必须要去把它扳正。

“汤武征诛”这四个字的历史记载,后世用惯了,便认为汤武革命是征诛,忘记了古人用这两个字的本意,是对汤武的这个举措,含有谴责的意义。这正是春秋的笔法,有如“郑伯克段于鄢”,用“克”字以谴责郑庄公,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句话:“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三代以上的人,若好名则无所不为;三代以下的人,假如好名,就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官,希望在历史上留名。向这个目标走的话,社会就比较安定。同一个理由,在三代以上,对于“征诛”的看法是对的,而在三代以下,则是靠武功治天下,以成盛德。

从这个道理,想到清朝的龚定盦。他这个人很怪,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现代许多人,都在思想学说上受他的影响。他的儿子也怪,诗也怪,他有一首有关历史哲学的诗:

少年虽亦薄汤武 不薄秦皇与武皇 设想英雄垂暮日 温柔不住住何乡

诗的意思是,向来就看不起商汤和周武王这两个人,专门说假话,真抢了别人的天下。对于秦始皇与汉武帝,则不会看不起,因为在三代以下,为什么不可以有这样的雄才?中华民族的英雄,就应该有这样的雄才大略。大家批评秦始皇养了许多宫女,汉武帝到晚年也有很多妃子,其实这有什么稀奇?一个大英雄到了晚年,事业成功了,无事可做,不到温柔乡里睡睡觉,叫他到哪里去消磨呢?

至于他们两人,到晚年想求丹药,当神仙,后世也有人说他们错,可是世界上谁不想多活几年,谁想早死呢?而且这求丹药只有他们做得到,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英雄退路作神仙”,英雄不当了,退休当神仙,也是应该的啊。

这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历史观念,也等于是对历史的评论,对于圣人的怀疑。

所以回过头来看,治平天下,无一不是阴谋。因此孟子在这里,也只好救周武王一把,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于《周书·武成》这一篇所记载的事,有些是过分的,其中只有“二三策”是可靠的,其他都不可靠(“策”是上古竹简书本的名称,与“册”字通)。像“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这段话,其中就有问题。因为一个仁人,自然“无敌于天下”,武王当时出兵打纣王,完全是大慈大悲为了救人救世而战争,是“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怎么会流血成河,把木杵都漂起来呢?

其实一次战争打下来,流这许多血,也是平常的事,而孟老夫子说,不会有这样的事,是《武成》这篇书太夸张的描写。我们只好说,孟老夫子这位圣人,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由孟子“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句话,使我们想起近代史上的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当太平天国之役,曾国藩、曾国荃练兵为清廷出力,作战九年。曾国荃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以后,曾国藩的好友故旧王闿运(湘绮),回到湖南家乡,写了一部《湘军志》。这部书里面记载的,有许多是使曾国藩兄弟颇为难堪的事,而这些事,也并不是虚构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荃回到湖南以后,有一个人生病,药方里需要几钱人参,可是跑遍了偌大一个长沙省城都买不到,打听一下缺货的原因,原来是曾国荃的府中需用,一夜之间,把整个长沙城的人参全部都收购去了。那种富贵鼎盛时候的气象,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来。王闿运虽然与曾家是友好故旧,仍然将这一类事,用中国史家的精神,毫不客气地一股脑儿写了进去。所以曾国藩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有一首诗说:

当太平天国之役,曾国藩、曾国荃练兵为清廷出力,作战九年。曾国荃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以后,曾国藩的好友故旧王闿运(湘绮),回到湖南家乡,写了一部《湘军志》。这部书里面记载的,有许多是使曾国藩兄弟颇为难堪的事,而这些事,也并不是虚构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荃回到湖南以后,有一个人生病,药方里需要几钱人参,可是跑遍了偌大一个长沙省城都买不到,打听一下缺货的原因,原来是曾国荃的府中需用,一夜之间,把整个长沙城的人参全部都收购去了。那种富贵鼎盛时候的气象,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来。王闿运虽然与曾家是友好故旧,仍然将这一类事,用中国史家的精神,毫不客气地一股脑儿写了进去。所以曾国藩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有一首诗说: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劝他弟弟不要计较,实际上也不敢计较,历史家这枝笔,是无法抗拒的。所以要想做大事,在历史上标榜一个正义之声,也是可尊敬的。

下页: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