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心》下篇一开始，就讨论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在仁（人）道哲学上的大问题。

第一句“不仁哉，梁惠王也”这句话，就等于是后面几段文章的标题。

孟子这是批判梁惠王与齐国的战争，那一次的结果，是梁惠王大败。这次战役大家都知道的，是齐国的名将孙膑，和他的同学庞涓之间的故事。当时梁惠王还是魏惠王，他用庞涓当元帅，兴兵去攻击齐国；齐国则用孙膑为帅抵御，最后齐国打败了魏国。因为庞涓被诱进一个峡谷之中，两边万弩齐发，他无处可逃自杀而死，连梁惠王的太子也被俘虏了。在这次战役以后，魏国迫不得已，迁到大梁，所以魏惠王才改称为梁惠王。《孟子》这本书，一开始是孟子见梁惠王，那是魏国这次战役大败之后。至于这里一段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则很难确定，但他是和学生公孙丑说的，应该是公孙丑在齐国任仕的时候。

孟子批评梁惠王太不“仁道”。他说一个实行仁道的人，是“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就是有大仁慈之心，平等对待所爱与不爱的人。人都有私心，比较偏爱自己的人，人性本来就是如此，虽是缺点，并不算什么过错。但是一个人若要学圣人的王道，就应该了解人性的缺点，更要修正自己性格上的缺点，把爱自己人的心理推己及人，这就是圣人的仁慈之道。

他说，不仁的人则相反，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一件事本来不应做的，但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发动了侵略，结果给亲近的人带来大大的不幸，所以是不仁。

公孙丑问孟子：你说梁惠王最不仁，这话怎么讲？

孟子说：梁惠王发动战争的结果，军事、外交都失败，因此而生气，为了争取土地，而“糜烂其民而战”。“糜烂”一词，就是不明智地牺牲自己国民的生命财产。

民国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我在日本东京时，曾应邀演讲，我告诉百位在座的日本大学校长、教授们，世界上最可怕的有两件事，一是刀，一是钱。你们日本人，过去做了一次梦，以为武力可以征服世界，所以发动侵略战争，犯了这样大的错误，结果无条件投降，几至灭国。大战结束后，二十多年来，日本能繁荣建设，正是中国人所给予的。因为中国三千多万军人流血牺牲，不向日本复仇，不要日本赔偿，日本才能在这二十多年中重建，繁荣起来。可是现在日本又做一个梦，想成为经济大国，用钱买通全世界。这一个做法，将来所得的果报祸害，比第二次大战的果报祸害会更可怕。无论个人还是家族，权太大了，钱太多了，都将成为自己的祸害。

同样的，梁惠王当时也是这样，战败了就想报复，用各种手段发动战争，又恐怕不能打胜，竟然不惜将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送到战场上作统帅，结果被俘而全军覆没。这是孟子亲眼所见，是最不值得的一次战争。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不但害了中国，还害了日本自己，甚至影响了全世界，造成今日处处变乱的局面。所以日本的军阀，也是最不仁的。

孟子在评判了梁惠王与齐国的战役后，提出了一个军事的哲学观点。

他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在春秋五霸以来，直到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没有“义战”。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没有为公道正义而战。中国上古正统的军事思想，反对随便发动战争，只有为正义而不得已启动战争。所以中国的“武”字，是止戈两字合成的，所谓“止戈为武”，意思是以威武遏阻滥用武力者。这就是黄帝子孙军事思想的基本精神。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又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都是“止戈为武”的精神。

孟子接着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这句话像禅宗的话头，“如珠之走盘”不落边际，随便怎样解释，都不对也都对。且不去管古人是怎么解释的，我们从多方面去看看。“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是点题，反正三代以下的战争，几乎没有一次是为正义而战的。但是有些人懂了历史，擅于运用，天下好话说完，坏事做尽，发动了战争，却口称为仁义而战。就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民族主义”、“同文同种”等口号，事实上都是假的，只是说很好听的理论。其实就是侵略。

无论就上面哪一种解释来批评，梁惠王的这次战争，都是无道的侵略。孟子提出“春秋无义战”，但并不是绝对反战。如果是为正义而战，为仁义而战，那是“不得已而用之”，是应该的战。但是为私欲，为兼并侵略别人而发动战争，这是无义之战，战得没有道理，就应该反对。

他又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这是以春秋笔法，讲到“征”的问题。所谓“征”，孟子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定义，是“上伐下也”，上面打下面叫做“征”。譬如说，中央政俯看见某一地方有盗匪，或者地方上两边发生了战斗，于是出兵去消灭盗匪，干预阻止地方的战斗，这是“征”。如果上面发现下面做得不对，出兵以武力去纠正，干预、阻止，或用武力去解决地方的纷争与错误，也是“征”。这是“征”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敌国不相征也”，这个“敌国”的“敌”，不是仇敌，而是平等相对立的意思。譬如古文中称“夫妇为敌体”，并不是说一对夫妇成了仇敌闹离婚，而是说夫妇是平等相对的两方。齐国与鲁国，都是受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地位相等，爵位相等，都一样是“公爵”；而且人口相当，领土幅员也相当，那就是平等的兄弟之邦，就称为“敌国”。这样的两个国家，是不可以“相征”的，应和平相处。对方如果没有对不起我方，没有侵害我方，就不应该出兵去攻击对方。像梁惠王出兵打齐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时齐、魏两国，是两个独立国家，小怨或者有之，但绝无大怨，梁惠王（当时是魏惠王），怎么可以出兵去打齐国呢？假如是齐国犯了大错，除非中央周天子发布命令，号召各路诸侯联盟，才可以征伐。现在齐魏是“敌体”之国，魏并未奉到中央政俯的命令，怎么可以擅自出兵去攻击齐国呢？

事实上，从春秋到战国，各国诸侯，根本就没有把中央周天子放在眼里。春秋之五霸，战国的七雄，诸侯各国之间的互相攻击，都自称“出征”，是歪曲了“征”的传统文化定义。后世也这样说，错用“征”的名义，产生了错误的观念，而形成一个思想问题。例如后世的国际战争，在战斗之前，先要通知对方，犯了什么错误，限期改善，否则将要以武力对付；现代叫做“最后通牒”，音译为“哀的美敦”书，如仍不改，于是宣战。我国古代名为下战书，然后展开战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不宣而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在中东，在非洲等地区发生的国际性战争，都是不宣而战。

讲到战争的道理，这种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不论当时如何强盛，最后在历史的纪录上，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可是这一个道理，还是有问题，也许是因为有人发问，所以孟子答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