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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霸道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这是孟子所说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中心的精神。孟子本章,从内圣之道,说到外王,都是连贯的。然后说到王道与霸道的不同,文章波澜起伏,到这里,是一个阶段。

孔子整理历史,以尧、舜、禹为圣君作起点;接着孟子以及后来的儒者,也多引述尧舜,却很少提到大禹,因为到了大禹的时候,历史有很大的变化。大禹平治洪水,把上古以来的大水灾变成大水利,建立了华夏以农立国的基础,其功不可没。但是在政治文化上,孔、孟两位夫子,对禹本身没有意见,只因禹的儿子启,立国以后,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所以就不大提及大禹了。现在站在圣君之道,公天下的立场,则只说尧舜。圣君将政治与教化合于一身,是“政教合一”,尧、舜是以这样的精神治天下的。

因此孟子说: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是“性之也”,是合于天然自性与人性自然本有的理念,本性自然是那样的大公无私、高明、敦厚,并非是故意造作的。至于商汤与周武王,孟子认为那就不同了,是“身之也”,这是说他们是以修身立功,勉强做到了近似先圣的境界。而周文王,因为是在“性之也”与“身之也”之间,所以这里撇开了,很少提到,不过,他自然也归于圣人之列。

按照中国上古传统自然之道的历史政治哲学的看法,尧舜做到了如老子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孔孟在人伦的教化上,并未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的事实,但在立言的教化方面,也可以说有其伟大的立德、立功的成就。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上说,尧、舜的政治是道德的政治,到了启建立夏朝以后就不同了,开启了法治的先机。所以从司法史的观点看,中国的刑法,最早是从“象刑”开始,仍属于道德层面。

至于所谓汤、武的革命,就更不同了,他们都是以身家世系,联系天下的安危为目的,并非如尧舜一样具有真正天下为公的精神。到了东周以后的政权,诸侯中霸权风气渤起,所谓春秋五霸如齐桓公、晋文公等次,都是如孟子所说“假之也”。所谓“假”是假借的意思,假借仁义之道,挟天子以令诸侯,达成个人与家国的霸业。

孟子又说:“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这真是两句很有趣的谶语。为什么说它是谶语呢?因为我们的历史,在春秋战国五霸七雄以后,虽然有了秦、汉、唐、宋、元、明、清,所谓的统一的朝代,皇帝自称天子,其实都是假借仁义的霸术,号称以传统仁义之道来统治国家,这就是孟子所感叹的“久假而不归”啊!因此从秦汉以后,历代的学者,自称为孔孟儒家忠实信徒的,都想“致尊尧舜”,都想影响每代的皇帝,希望改变他们成为尧舜一样,能有“逊国让位”的公天下的作为。正如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恶知其非有也”,岂非是几千年来一个春秋大梦!

由此,我们看一些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经常把儒家与道家,分成两条路线。认为如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人一有了智慧,就更会作假,这些圣人不死光,那些抢天下的大盗,就会越来越多了。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在反对儒家所标榜圣人所说的仁义,实际上并不如此。老子是说,仁义道德是对的,可是后世的人,假借来用,并没有真心实行,就变成了历史的罪人。现在看了《孟子》这一段,则和道家老子的观念的确是相通的。

下面是关于政治哲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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