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这是孟子所说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中心的精神。孟子本章，从内圣之道，说到外王，都是连贯的。然后说到王道与霸道的不同，文章波澜起伏，到这里，是一个阶段。

孔子整理历史，以尧、舜、禹为圣君作起点；接着孟子以及后来的儒者，也多引述尧舜，却很少提到大禹，因为到了大禹的时候，历史有很大的变化。大禹平治洪水，把上古以来的大水灾变成大水利，建立了华夏以农立国的基础，其功不可没。但是在政治文化上，孔、孟两位夫子，对禹本身没有意见，只因禹的儿子启，立国以后，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所以就不大提及大禹了。现在站在圣君之道，公天下的立场，则只说尧舜。圣君将政治与教化合于一身，是“政教合一”，尧、舜是以这样的精神治天下的。

因此孟子说：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是“性之也”，是合于天然自性与人性自然本有的理念，本性自然是那样的大公无私、高明、敦厚，并非是故意造作的。至于商汤与周武王，孟子认为那就不同了，是“身之也”，这是说他们是以修身立功，勉强做到了近似先圣的境界。而周文王，因为是在“性之也”与“身之也”之间，所以这里撇开了，很少提到，不过，他自然也归于圣人之列。

按照中国上古传统自然之道的历史政治哲学的看法，尧舜做到了如老子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孔孟在人伦的教化上，并未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的事实，但在立言的教化方面，也可以说有其伟大的立德、立功的成就。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上说，尧、舜的政治是道德的政治，到了启建立夏朝以后就不同了，开启了法治的先机。所以从司法史的观点看，中国的刑法，最早是从“象刑”开始，仍属于道德层面。

至于所谓汤、武的革命，就更不同了，他们都是以身家世系，联系天下的安危为目的，并非如尧舜一样具有真正天下为公的精神。到了东周以后的政权，诸侯中霸权风气渤起，所谓春秋五霸如齐桓公、晋文公等次，都是如孟子所说“假之也”。所谓“假”是假借的意思，假借仁义之道，挟天子以令诸侯，达成个人与家国的霸业。

孟子又说：“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这真是两句很有趣的谶语。为什么说它是谶语呢？因为我们的历史，在春秋战国五霸七雄以后，虽然有了秦、汉、唐、宋、元、明、清，所谓的统一的朝代，皇帝自称天子，其实都是假借仁义的霸术，号称以传统仁义之道来统治国家，这就是孟子所感叹的“久假而不归”啊！因此从秦汉以后，历代的学者，自称为孔孟儒家忠实信徒的，都想“致尊尧舜”，都想影响每代的皇帝，希望改变他们成为尧舜一样，能有“逊国让位”的公天下的作为。正如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恶知其非有也”，岂非是几千年来一个春秋大梦！

由此，我们看一些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经常把儒家与道家，分成两条路线。认为如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人一有了智慧，就更会作假，这些圣人不死光，那些抢天下的大盗，就会越来越多了。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在反对儒家所标榜圣人所说的仁义，实际上并不如此。老子是说，仁义道德是对的，可是后世的人，假借来用，并没有真心实行，就变成了历史的罪人。现在看了《孟子》这一段，则和道家老子的观念的确是相通的。

下面是关于政治哲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