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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好领导
来源:儒学深究 作者:

孟子又由做人的道理,扩而充之,讲到为政。人生的个人修养,到达了不依赖身世、背景、环境而能够自己站起来,进而能够领导社会、领导政治,然后能够做到“以佚道使民”。“佚”就是安逸,“佚道”就有很多内涵了,发挥起来,可以写一本专书。简单来说,所谓“佚道”,就是看不出来有所作为,很安详,就是老子说的无为之道,无为而无不为。

一般所谓很能干的人,他有作为,别人看起来,他很忙,指挥这人往东,又命令那人往西,大家也就跟着他团团转,忙得很。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佚道”的人,作一个领袖或领导一个公司,看来好像大家没有事,其实人和事什么都安排好了。以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最高明的科学管理、企业管理、人事管理;在政治上是平静,社会没有事,经常很太平。因为社会本来不乱,就不需要做事;社会乱了,警察就忙了。

所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老百姓在“佚道”的治理下,虽然劳苦一点,但对上面不怨。我几十年的见闻和人生经验,发现不管当小主管大主管,上面很少不被下面埋怨的;即令最好的领导人,下面虽当面恭维,背后却在埋怨。而且有时的埋怨,并不一定是领导人不对,所以尽管是“佚道使民”,想达到“虽劳不怨”,也是非常难的。譬如要求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是为了行人车辆的安全,也可以说是“佚道使民”;可是要他过一个地下道,或者天桥,这种不算劳苦的小事,也还是有人要埋怨的。

其次“以生道杀民”,上天有好生之德,处处在爱护人,不希望老百姓犯法,尽可能使他免蹈法网,可是仍然有人不畏死而犯法。为了大家的安全生活,逼不得已而杀掉为害大众的人。

像这样最后受刑被杀的人,虽死但不怨恨杀他的人。这种死而不怨杀者的史料,上古很多,中古以后历史记载的,则偶然有之,并不多。在历史上,成功的大臣做得到,如上古舜时的鲧,不但不怨,而且他的儿子禹,更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这是最显著的史例。

孟子进一步对历史作了评论。因为孟子生于战国群雄专讲霸术的时代,故而为历史政治哲学,对王道、霸道下了定义。在孟子所说的霸道中,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霸主时代,人民还是“驩虞如也”,大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平安康乐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时代,这是真正的霸主时代。至于“王者之民”,就是三代以下,乃至周朝的初期,生活在王道政治下的人民,就是“皞皞如也”,大家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这种王道政治的社会,“杀之而不怨”,人民犯罪,虽被杀也不怨恨。“利之而不庸”,在真正王道的社会,虽有发财的机会,人人生活安定优裕,但并不贪图过分的利益。

这是孟子为王道政治的思想绘出的蓝图,也就是大同思想。以现代的民主自由政治思想而言,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是王道社会。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在这个王道社会中,人民的个人道德与治国的政治道德,以及文化,是在不着痕迹之中进步发展。而真正的道德,是“不知为之者”,不知道是什么在促使这个社会进步,而社会自然默默地在进步,这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在真正的王道政治下,才能达到的。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这一段话,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是挑起民族承先启后责任的人,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要挑起这个责任。

一个知识分子,担负有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对于道德的修养,人文修养,要做到“所过者化”,才合于继祖承宗的标准,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外王。真正的圣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头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超过了言教,但还是不够,要能够做到“所过者化”。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达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变了别人的心理与行为,只要他人在那里,一般人就会对他肃然兴起恭敬,就像对庙宇中的菩萨,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样,戒慎之诚。

一个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耻的。前面孟子曾说人贵知耻,假如做到了“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与天地同流”了。说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句成语“同流合污”,那是狭义的看法,是一个坏的状况;但从广义着眼,天地生长一切万物,有好的,有坏的,的确是“同流合污”的。但天地并没有对万物分好坏,毒药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时也可以治病。万物因时间、空间、对象、环境的不同,使用的动机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恶好坏的差别。“同流”就是像海洋一样,充满了生机;学问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向这一目标努力。所以孟子最后说,“岂曰小补之哉”,人不要轻视自己,尤其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轻视了自己的责任,要立志对社会有贡献,对宇宙有贡献,有天地一样的胸襟。

前面提到过,张载(横渠)有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凡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抱负。出世修道,也同样是“为天地立心”。因为维持文化精神的人,虽寂寞穷苦,但是他们是“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续人类文化于不坠的人,就是“为生民立命”,在佛学上讲,就是延续“慧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今日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说来非常可悲,已经是命如悬丝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命运,如千钧的重量,只有一根丝在吊住,连我们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称作学人。而我们自己反省,并没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再往后看,还未曾发现挑起“为往圣继绝学”责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启后,而且能继往才能开来。

与这四句话有同样精神的,是佛家《六祖坛经》中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二者虽儒佛不同,但意义相同,不要有门户之见。

孟子在这里,为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立下一个千古不移的原则。他说,“仁言”不如“仁声”那样能够深入人心,产生较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切言语文字的教化,比不上声望的影响。“善政,不如善教”,好的政治,不如良好教育对人的影响,因为受教者是终身获益的。“善政,民畏之”,一个好的政治方案,好的法令,可以应付现实的问题,但其利益、效果,到底有时间、空间上的限度;时过境迁,则当别论,不能对永恒的未来,有所改善。教化则不然。“善教,民爱之”,如孔孟之道,千秋万代,永远有益人类,太阳没有毁灭以前,他的价值永远存在。所以“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这句话对于低吟“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的教师们,是一种鼓励,可以写来贴在案头,自我安慰一番了,因为教育家负担的是善教之责。

孟子申述,良善的政治,固然得人民的爱戴,“善政,得民财”,一个方案下来,可以立即得到利益。但施政必依法令,法令对人总有所限制,老百姓遵行法令,多出于怕犯法的心理。“善教,得民心”,对于善的教化,老百姓就以欢喜的心情,爱好的心情而接受。所以善政就得民财,善教就得民心。

中国上古的政治哲学,是“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三者并重的,也是相互兼施的。为政者是作之君,是领导人;同时也是作之师,兼负了教化的责任;也是作之亲,像大家长一样,养育百姓。后来,君道与师道分途,两者始终不能合一,这是人文历史的演变。

下面,大问题来了,这是孟子学说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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