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扬王化

国家所恃以为治者，不过赏、罚二端。明刑弼教，儒术之所以当广行也。然赏罚所能及者，不过千百中之一耳。若欲究其幽独之所为，念虑之所动，则虽家设一孔子，户置一皋陶，而有所不能。故世人畏王法，恒不如畏天谴，盖王法可逃，而天谴不可逃也。能广行释、道二教，使因果之说，昌明于世，则世人方寸之间，自然有所畏惮，比之孔子作《春秋》，其功不在下矣。

［按］刘宋文帝谓何尚之曰：‘范泰、谢灵运尝言六经本在济俗，若求性灵真要，则必以佛理为指南，使率土皆感佛化，朕则坐致太平矣。’尚之曰：‘渡江以来，王导、周顗、庾亮、谢安、戴逵、许珣、王蒙、郗超、王坦之、臣高祖兄弟，莫不归依。夫百家之乡，一人持五戒，则一人行善；十人持五戒，则十人行善。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后儒以佛为讳，徒欲藉“君子小人”四字，以佐赏罚之所不及，吾见其术之疏矣。’

【白话译文】

国家所凭恃用于治理的，不外乎奖励和惩罚两种。严明的刑法可以辅助教化，此是儒教学说所当广泛推行的理由。但依靠奖励和惩罚所能达到效果的，不过千百分中之一罢了。若要追究人们在幽暗独处时之所为，内心中所起的念头，即使每家设一孔子，每户置一司法官，也未必都能明察秋毫。所以世人畏惧国家刑法，远不如害怕遭天谴。大概是因为触犯国家刑法之人可设法潜逃，而上天的惩罚却是逃不脱的。若能广行释、道二教，使因果报应之说昌明于世间，那么世人心中，自然就有所畏惮。其所收功效与孔子作《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怕相比，将毫不逊色。[按]刘宋时文帝对何尚之说：“范泰、谢灵运曾经告诉我，儒家的六经，本意在于救治世弊，匡正人心。若希求心性灵明妙悟的真实要义，则必定要以佛理为指南。倘使全国人民都能蒙受佛法教化，便可轻易达到天下太平了。”何尚之说：“自从晋室东渡以来，王导、周顗、庾亮、谢安、戴逵、许珣、王蒙、郗超、王坦之和我的高祖父兄弟，无不皈依佛教。百户人家之乡中，有一人持五戒，就有一人行善。有十人持五戒，就有十人行善。行一善就去一恶。去一恶就免一刑。一刑免于家，万刑免于国，这便是陛下所谓坐致太平的原因。”后世儒者讳忌佛教，想凭借“君子小人”四字来弥补奖赏惩罚所不及之处。这种学术也未免太淺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