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惟有德，所以有福。寿减之后，一切皆减。其德渐漓（＊薄），其福渐损。略言之，如七宝渐隐没，五谷渐歉收，衣食渐艰难，容貌渐丑陋，资禀渐昏愚，精神渐衰弱，风俗渐骄慢，六亲渐不和，赋役渐繁重，水火盗贼渐炽昌，佛法渐凋废，善人渐衰残，真儒渐稀少，谤佛之人渐推崇，富人渐鄙吝。

［按］世俗文词，有时不验。若出之内典，则字字有征。且如三代之时，皆用黄金白璧，动以百双万镒为计，未尝纯用白金（＊银子）也。至于汉后，乃间用白金（桑宏羊至以白金铸钱）。而夜光之璧、照乘之珠，小国皆有，非若今时之罕见也。乃今之用低银者，多和赤铜于内，是银不足，而继之以铜也。非七宝隐没之验何？（古人所云百金，乃百锭金也。汉文帝云：百金乃十家中人之产。苏子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若一金，止作一两，则汉代中人产，止有十两之数，而一兵之资粮器械，每日止用银一分矣，有是理乎？）

周时田百亩，止当今时二十二亩。此二十二亩之所入，上农夫可食九人。夫古人每食，必至斗米，一人终岁之粮，约今时七十余石，九人当有六百几十石，是每亩可收米三十石也。余幼时所见闻，吾乡尚见每亩收脱粟三、四石者，自康熙癸亥年后，凡从前收三石外者，皆不及三石之数矣。非五谷歉收之验何？（隆万间，有人修昆山荐严禅寺，出其瓦间所塞稻束，犹唐朝故物，其穗长至尺余，计其所收，每亩必有十余石，今之稻穗，不满四寸矣）。

古者国无十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汉唐盛时，尚可比昔年之‘不足’，今则求为‘急’，而不可得矣。非衣食艰难之验何？古者王公之贵，下交岩穴；卿相之尊，劳不坐乘，今者甫膺一命，便藐视知交；而皂隶牧圉，有乘轩执盖者矣。非风俗骄慢之验何？古者高僧见天子不名，诏书必称师。唐太宗叙三藏圣教，极意钦崇。玄奘法师示寂，高宗告左右曰‘朕失国宝矣’，辍朝五日（见《高僧传》）。中宗景龙二年，敕高安令崔思亮，迎僧伽大师至京，帝及百僚，皆称弟子（出《金汤编》及《统纪》）。高宗显庆元年，敕天下僧尼，有犯国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与民同科（出《唐书》）。宋真宗朝，诏天下避志公禅师之讳，止称宝公（见《志公禅师后行状》，系张南轩父，忠献公所撰）。宋之太祖、太宗，真、仁、高、孝，皆兴隆大囧琺，有时驾临佛宇，有时问法禁中，为林间盛事。今则士流倨傲，多有见佛像不参，遇高僧不礼者矣。非佛法凋废之验何？孔颜立教，止贵躬行，不尚口舌，厚于自治，薄于责人。孟子距辟杨墨，出于万不得已，譬如大黄巴豆，良医偶一用之，非日日必需之物。今则白衣小子，止拾几句谤佛常谈，便自谓程朱复出；黄口儿童，但有一种夸大习气，辄主张道学门庭矣。非真儒稀少之验何？即此数者，余可例推。

【白话译文】

人因为有德，所以有福。寿命减短之后，一切皆减。其道德观念逐渐薄弱，其福报也渐渐减损。略而言之，比如七宝渐渐隐没、五谷渐渐歉收、衣服饮食渐渐艰难、容貌渐渐丑陋、资质秉性渐渐昏庸愚昧、精神渐渐衰弱、风俗渐渐骄狂浮慢、六亲渐渐不和睦、赋税劳役渐渐繁重、水火之突和盗贼渐渐识盛昌獗、佛法渐渐凋零衰废、善人渐渐难得、真正的儒者渐渐稀少、讲谤佛法之人渐渐被推崇、富人渐渐鄙俗吝啬。[按]世俗之文词，有时不能证验。若出之佛经，则字字有证据。如夏、商、周三代之时，货币皆用黄金白璧，往往用百双万镒来计算，不曾纯用白金。到了汉代之后，才混杂使用白金（汉武帝的大臣桑宏羊甚至用白金铸钱）。而夜光壁、照乘珠之类的珍宝，小国皆有，哪像今时之罕见？现今之用杂质银的，大多掺和了赤铜，是因为银不充足，而用铜来代替。岂不是七宝隐没之验证么（古人所说之百金，就是一百锭金子。汉文帝说：“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孙子兵法》上说：“兴兵十万，日费千金。”若一键金，只作一两，那么汉代一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只有十两之数。而一个士兵之资粮器械，每日只用银一分。有这样的道理么）？周朝时田一百亩，只当今时的二十二亩。此二十二亩之收成，可供九个农夫吃一年。古人每顿饭要用一斗米。一个人一年之口粮，相当于今时七十多石（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九人应当有六百几十石才行。这样每亩可收米三十石。我幼年时曾见我家乡还有每亩收糙米三四石的。自从康熙癸亥年后，凡是从前收三石多的，现在都不足三石之数了。岂不是五谷歉收之验证么（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有人修缮昆山荐严禅寺时，掏出瓦间所塞之稻束，还是唐朝时物。其穗长有一尺多，计算那时之收成，每亩必有十多石。今之稻穗，长不满四寸了）？古时候一个国家的钱粮若无十年之积蓄，就叫不足。无六年之积蓄，就叫告急。汉朝、唐朝兴盛时，还可以比得上古时之不足。现今则想达到古时之告急都不可能了。岂不是衣食艰难之验证么？古时候如王公般地位高贵的人，还能与住在岩穴中的隐士交往。像卿相般地位荣尊的人，情愿步行劳累而不坐车。现今刚被任命为官，便藐视知交朋友。而衙门里的差役、小卒，居然胆敢乘坐大夫的车子逞威。岂不是风俗骄狂浮慢之验证么？古时候高僧见天子，天子不直呼其名。皇帝下诏书必称高僧为师。唐太宗作《三藏圣教序》，极力钦崇佛教。玄奘法师圆寂，唐高宗对左右的人说：“朕痛失国宝了啊！”因此停止上朝五天，以表示哀悼。唐中宗景龙二年，敕命高安令崔思亮恭迎僧伽大师至京城长安。中宗和百官皆自称弟子。唐高宗显庆元年，敕令天下僧尼，若有触犯国法的，可以僧律惩治，不得与平常百姓同等判处。宋真宗时，诏令天下避志公禅师之讳，止称宝公。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高宗、孝宗，都大力兴隆护持佛法，他们有时驾临佛寺，有时恭迎高僧到皇宫，向高僧请教佛法，这些都是佛门中的盛事。现今之文化人却非常倨傲，多有见佛像不跪拜、遇高僧不礼敬的。色不是佛法凋零废衰之验证么？孔子、颜渊设立教化，只贵亲身实行，不崇尚口头空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孟子驳斥杨朱、墨翟，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譬如大黄、巴豆之类的泻药，良医偶尔一用，并非日日必需之物。现今却有功名未成之白衣书生，偶然拾得几句诽谤佛法的议论，就自以为是程朱（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的合称）复出。更有一些黄口儿童，只不过凭着一种自夸自大的习气，便不自量力想主撑道学门庭。岂不是真儒稀少之验证么？姑且举此几例，余可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