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 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 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 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 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因此, 不久后, 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

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 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 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 后来返归南宋．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 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 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

他的词作, 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 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 而极尽激烈豪放．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 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 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 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 也因此被评为“苏轼以诗为词, 辛弃疾以论为词”。

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 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 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 然而其反面, 又不可否认, 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无论如何, 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 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

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朱敦儒、陆游等．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 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 被金兵追逐而南逃．他年青时词多柔婉, 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 转而歌咏忧国心情, 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 总的看来较沉郁．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 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

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 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 其词也满溢着激情, 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

绍兴十一年 (1141) 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 对金和约签订了．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 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 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 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在这种风气中, 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 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 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 在音律上悉心钻研, 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

姜夔未能登进士第, 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 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 不无忧国之调, 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较之贺铸、周邦彦, 他用典较少, 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 被视为有“清空”之趣．特别可注意的是, 姜夔多自度曲, 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 在其词集中出现17 首, 17 首作品, 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 唯一的贵重手稿。

后期, 所谓“文人墨客”, 宦途无成, 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 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 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

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 不言而喻, 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 然而不管怎样, 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 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 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 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然而另一方面, 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 也为数不少．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 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 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

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 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 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 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 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 而前述倾向, 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 使之鲜明的冲动．同时, 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 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

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 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杭之间, 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 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吴文英也多自度曲, 成为其词风基调的, 是一种沉郁的柔情．然而其想象、表现、造句, 均极尽华丽而曲折, 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词至吴文英, 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 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

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 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 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