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总爱说“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学”，当然论语是关於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书。但我常感到中国思想，其从入之途及其表达方法，总与西方的有不同。

西方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总见其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他们提出一问题，关于其所用之名辞与观念，必先有一番明确的界说。他们讨论此问题，千回百折，必有一项明确的结论。

读中国书便不然。即如论语，颇不见孔子有提出问题，反复思辨，而获得结论的痕迹。若我们依著研究西方哲学的心习来向论语中寻求，往往会失望。

现在再进一步说。既然孔子的思想和义理，都扣紧在人事上，因此读论语，也并不能专注意“仁”字、“礼”字等许多字眼。换言之，论语中凡牵涉到具体人和事的，都有义理寓乎其间，都是孔子思想之著精神处。

要懂得如此平铺用心，逐章逐句去读论语之全部，才见孔子思想也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只是其线索、条理、系统、组织与西方哲学有不同。

注论语讲求义理，特别重要者必先讲求论语原文之“本义”，亦即其“原始义”。如讲“仁”字，应看在论语中此字及有关此字之各句应如何讲法。

有了本义，继始有“引申义”及“发挥义”;此皆属於后人之新义，而非孔子之本义。如“性”字，孔子并不曾讲“性善”，我们不能把孟子说法来讲孔子，当然更不能把朱子说法来讲孔子。

孟子、朱子固是推本孔子而加以引申发挥，但孔子本人并未说及到此。此处应有一限断，这是我写此书“指“论语新解”。”最用心之处。我只解本义，不及引申、发挥义。读者或可不赞成我此意见，但孔子本义确然是如此。(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