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礼乐。周朝各种礼乐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是当时各国学习、遵守的道德规范。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弱，诸侯争霸，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而蘧伯玉则始终把礼乐作为治国之本，他以自身遵礼的正直人格去感化人。他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始终坚持己不正不能正人，自己办不成的事不要求别人办，他把自己的理想都体现在具体实践中。礼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准则与核心。要求人与人之间贵贱、长幼、尊卑，要恭而有序。以礼为功用，时时讲克己复礼，要敬上、负责、认真，一丝不苟。在《礼记》中，孔门弟子直接引用了蘧伯玉的话“君子之人达”，来阐述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在当时已十分普遍。同时也说明了蘧伯玉的思想和言论对孔门弟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历史上流传的宫门蘧车的故事，又生动地说明了蘧伯玉是遵礼、敬上的典范。周礼中有一条规定，车辆通过宫门，要慢行，人下来，以示对国君的尊敬。更有甚者，见了国君的马也要行礼。到了春秋后期，这个礼节别人都不执行了，只有蘧伯玉夜晚通过宫门时还要慢行致意，表现了他十分遵礼。

（二）施仁爱。蘧伯玉一贯主张推行周先王的仁义道德，始终坚持以仁德治国的施政方针，把民生看做最大事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轻赋敛，深耕勤种，利物济民，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他履行仁政的方法就是笃信力行，行己及人；极尽忠恕，直己直内；增进本身人格修养，尊国君，行正事，为别人树榜样，达到忠；不直人，宽外，不苛求别人，己所不欲，不施于人，达到恕。同时尊重人才，重视人才，任用贤良。儒家则主张人伦价值，厚德载物，小康大同，仁民爱物，人际和谐。蘧伯玉两次拒绝参与朝中逆臣逐君、扶君制造内乱的事实，是他仁德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很受孔子及其弟子的赞誉，称其为君子。

（三）知非寡过。蘧伯玉常常静坐思过，检讨回顾自己，有错改之，无错自勉，因此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赞誉。而儒家讲忠恕，尽心尽力，敬上日忠；推己及人，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以和为贵，诚实不欺；言行一致，言而有信，既是儒家信条，也是蘧伯玉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度总结。

（四）与时俱进。蘧伯玉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以周礼为核心，时时刻刻调整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庄子·则阳篇》记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儒家则认为天道酬勤，应自强不息。

（五）弗治之治。蘧伯玉不用刑罚治国，而是实施仁义治国，靠执政者的模范行为感化影响人。在其弗治之治基础上，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同样主张实施仁政，以仁爱治国，强调内圣外王，意即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

（六）遵道。蘧伯玉主张的“道”是自然轨迹之道，是力主顺应自然之道。一切道德规范都以遵先王之道为根本，人人都应遵循这条礼法之道，他同时把道作为忠恕的本质。忠，就是要尽力效忠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家；恕，就是度己度人，人际融洽，避免纷争。总之，他主张的道是普遍达到社会规范、和谐的社会局面，表现在治国上就是仁治。儒家也非常强调道，且是在体现自然规律基础上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尽物之性与尽人之性的一致。

总之，蘧伯玉的言行及体现出的精神意蕴完全融化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之中。换言之，儒家的仁民爱物、克己复礼、人伦价值、群体观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中和、小康大同、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受到蘧伯玉思想及政治实践的影响。

蘧伯玉的政治主张和做人理念及行为，与儒家学说高度吻合，这正是儒家思想之所以广泛受到蘧伯玉言行影响的原因。孔子对蘧伯玉的评价是：“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汲汲于仁，以善存亡，盖蘧伯玉之行也。”这是孔子对蘧伯玉仁德一生的总结，也是对蘧伯玉的崇敬，同时也反映了蘧伯玉对儒学及孔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