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志于学: 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于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

而立: 立,成立义。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此为孔于进学之第一阶段。

不惑: 人事有异同,有逆顺,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知天命: 虽对事理本复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因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困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而竞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孔子曰: “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又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jī ） 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然既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于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于贡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于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易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故学孔子之学,不宜轻言知天命,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境界。孔于既已开示此境界,则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

耳顺: 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一切听人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此乃孔子进学之第四阶段。

事物之进入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举耳顺,盖举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别。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举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占今顺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惑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贯,而弘道则在己。

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遵从义。或说: 从字读如纵,放任义。矩,曲尺,规,圆规。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不言规,更见其谨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已心所欲,可以纵已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即已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孔子此章,仅自言一已学问之所到达,未尝以天自拟。然孔子弟子即以孔子之人格拟于之不对阶而升。如上阐述,亦未见为逾分。(钱穆论语新解)